曾祖父：洪以诜
祖父：洪有秩 父亲：洪启熙也中秀才 ，性格庄重沉稳，以至孝名闻乡里。
母亲：傅氏，是名门闺秀，教子极严。 二弟：洪承畹，早逝。
三弟：洪承畯，名闻泉郡的书法家。 洪承畴的母亲傅氏读过书，知书达理，教子极严。承畴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攻读诗书。他聪明好学，七岁在本村的溪溢馆受启蒙教育。
据说，八岁那年，洪承畴外公傅员外去世，母亲带他前去送殡。主持丧事的人问他们有无祭文，母亲摇头，他却张口说有。进入灵堂，他向外公灵位恭敬地跪拜行礼之后，就振振有词地念道：神风呼请上大人，子孙跪拜孔乙己，金银纸钱化三千，猪头礼品乃小生。这个祭词是套用《三字经》的句子，无惊人之处，但作为八岁的孩子，能顺口成章，足见其思绪的敏捷。洪承畴的这一举动，立即得到在场亲友的称赞。 洪承畴童年时代家境不好，据说到了十一岁，就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做豆腐干。每日清晨，还由他走村串户去卖豆腐干。有一天，洪承畴去那里卖豆腐干，几个学生围拢来，每人买了一块，洪承畴要他们多买一块，学生们愁眉苦脸地说，对子还没对出来，不敢多耽搁。洪承畴就答应帮他们对对子，但每人必须多买一块豆腐干。
一天，洪先生拉着一个学生让他当场对对子，这个学生对不出来。只好承认是个卖豆腐干的小孩帮他对的。洪启胤立即让学生把洪承畴叫来，见这孩子样子很聪明，了解到是因家境不好不能继续念书，就想试试他的才思，于是出了一副对子的上联，让洪承畴对。洪启胤指着桌上的砚台说：砚台长长，能赋诗文百篇。洪承畴看着自己卖剩的豆腐干很快答道：豆腐方方，犹似玉印一章。洪启胤听了很高兴，就又出了一副对子的上联：白豆腐，豆腐白，做人清正博学学李白。洪承畴明白，先生既倒过来以豆腐为题，他就也应以砚台做答，于是就随口读出：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先生听了觉得这孩子不仅有天分，而且抱负不凡，就去找洪承畴的母亲，劝她送孩子上学，并答应不收学费。傅氏自然高兴，洪承畴就这样又进了学馆，很为洪启胤器重，成为他的得意门生。 洪承畴降清后，不仅立了许多战功，还给皇太极出了不少点子，从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顺治进关后，在北京登上了金銮殿，大赏文武百官。在汉族官员中，洪承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所以封他为当朝一品。
清军进关后的第一个春节，北京城里鞭炮整整放了一夜。大年初一一大早，洪承畴和妻妾们睡得正香，忽然守门的护军闯进了卧堂，手里拿着一副墨迹未干的对联，交给了他。洪承畴接过对联一看，脸登时涨得像个紫茄子，他问:“这对联是从哪里来的？”护军说:“今晨刚敲过五更，我到门外巡视，看见府门口的对联上又有人在贴对联，我就大喊一声追了过去，那人看见我，顾不得贴好就逃走了。”洪承畴为什么气成这样？原来那副对联写的是:“忠义孝悌礼仪廉；一二三四五六七”。上联缺“耻”，下联忘“八”。这分明是骂洪承畴是无耻的王八，他能不生气吗？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人士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人们习惯于用“忠与奸”、“好与坏”的两极化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这种标准下，历史人物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贼，要么是忠君要么就是卖国。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帖在厅堂上：“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他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实际上，洪承畴的最后岁月，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都拒绝入住。弟弟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携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1659年（顺治十六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也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赏，也没有帖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重用洪承畴，但没让他进入决策层。（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予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20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1665年（康熙四年），洪承畴去世，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满族权贵已经完全汉化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渐渐平息，满汉思想文化开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圣贤后裔和华夏共主自居，与汉族文人相唱和，开始褒扬史可法、黄道周等忠君爱国的榜样。洪承畴“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才将其列为贰臣甲等。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如黄宗羲所说，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是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党争，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朋党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清初之后的相对稳定，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清政权越来越稳固。
明末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华夏衣冠、自由言论学术、西学东渐、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明朝政府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