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是希腊语mimesis 的译文（因此把这种理论称为“艺术的模仿说）。Mimesis 有时也被译为“再现” （representation）（因此这种理论也被称为“艺术的再现说”）。在
浪漫主义兴起之前一直在艺术理论中占主导地位。如果把希腊的文艺概貌比作群峰竞秀的景观，那么，
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无疑代表着突兀的双峰。“模仿说”是
古希腊早期流行的观点，它是研究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即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从
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模仿说”已趋于全面和完整。亚里土多德的“模仿说”是在继承和发展老师柏拉图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更具有
唯物主义的性质，但他们关于“模仿说”的观点是有区别的。首先他们的哲学基础不同：柏拉图的“模仿说”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理念”论事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所谓“理式”实为神的别称，他认为文艺的源泉不是社会生活而是神的精神，文艺创作不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而是艺术家在神灵驱使下的盲目冲动。在柏拉图看来“理式”是世界的本源，现实是“理念”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此艺术双倍的脱离现实，只算“影子的影子”，柏拉图承认艺术把世界当做蓝本，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柏拉图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一种真实存在，而是理式模仿物。柏拉图的贵族身份注定他会站在贵族阶级一方，这无疑会表现在他的文艺思想上。他希望文艺能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反对现实主义，否定文艺的真实性，因此，他的“模仿说”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柏拉图的文艺观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认为现实世界的不真实决定了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也是不真实的。在他看来，感性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感性世界的摹本，艺术作为现实世界的摹本，自然也就离真实的感性世界更远，是“摹本的摹本”，当然无真实性可言。柏拉图的另一个观点是“回忆论”他认为灵感的获得是完整的灵魂“见到尘世间的就回忆起上界真正的美”。
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的学说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和继承，提出西方古典时代最有价值的关于文艺本质方面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以“理念”为基础的唯心哲学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第一实体”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并且他进一步确定艺术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改正了柏拉图的艺术是虚构的理念观点，而且他第一个提出模仿是创造性的，是对人生的模仿。其次二者对模仿的外延也有不同的看法：柏拉图的“模仿”不包括歌颂，他把歌颂和英雄颂歌叫做“非模仿艺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第三，他们对模仿者的看法不同：柏拉图认为模仿者不能判断美丑优劣，他认为模仿者的灵魂石非理性的，它并不是依靠智慧，而是依靠神的力量凭附进行创作，创作者并没有他所模仿的事物的知识，这其中包含着柏拉图的“灵感说”，其主要包含四部分：即源泉——美本身及其体现者的神；途径——神灵凭附和灵魂回忆；表现——迷狂；结果——诗神的作品。模仿者的灵魂是非理性的，柏拉图认为有关事务的技术有三种：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而其中器物的使用者具有的关于器物的知识和经验是最有发言权的，作为模仿者的艺术家所作的事都不是真实的。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严厉的文化对策：驱逐诗人和文艺法治化。他认为诗歌和悲剧等艺术是模仿品不是真实的，不包含真知识，是不具有真理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断定文艺作为模仿品是低劣的，所以诗人的被流放。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家对自然和人生的模仿不是消极，被动的复制品而是创造性的，他认为既然诗人和画家和其他造型艺术一样是一个模仿者，那么他必须模仿下列三种对象：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也就是“再现”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既“表现”和应当有的事，也就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他甚至为艺术家创造的现实中不存在的现象辩护。他强调艺术主体的能动作用，艺术创造取决于创造者，而不是创造对象。最后他们对模仿作品的看法不同：柏拉图认为模仿的作品是低劣的，迎合了群众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迎合非理性必要扼杀理性，使人陷入动物性的自然冲动之中。比如说：理性的人遇到不幸，理应克制和镇静，但是悲剧却让人物嚎啕大哭，捶胸顿足。这样即便是有修养的人也那面受到感染，所以艺术作品对于人的心灵是一种毒素。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作品是包含大量知识的，文艺模仿也是具有创造性，他认为知识分三类，其中第三类是创造性知识，包括诗学和修辞学等。亚里士多德对文艺作品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认为悲剧最重要的是情节和人物性格一致，并且人物性格真实可信，和三一律原则即剧情保持一致性；发身在同一地点；在一天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