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卫律劝降。
两人相对如短兵相接,唇枪舌剑,惊心动魄。卫律首先剑斩虞常作为威胁,并以“谋杀单于近臣”的罪名举剑欲击张胜。
在这种情势下,意志软弱的张胜请降。卫律马上利用这有利局势,以“相坐”的罪名胁迫苏武。这时,如果承认自己与虞常之变有牵连,就为匈奴攻击汉朝制造了口实,使匈奴在舆论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因此,苏武很沉稳地对“相坐”的罪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声明作为汉朝的正式使节,与虞常的行动没有任何牵连,再一次维护了国家的声誉,并且在卫律“举剑拟之”作出要杀他的样子的情况下,苏武巍然不动。
卫律见威胁无效,只得改换手段采用软的一套,以自己为例,企图以荣华富贵打动苏武。苏武却趁此机会反守为攻,力斥卫律叛国降敌的可耻,宣扬国家力量的强大。这一大段话,苏武说得酣畅淋漓,既使卫律折服,也使匈奴不敢轻易加害于他。
这一段描绘苏武行动的文字极为简洁,仅有六个字,即“武不动”,“武不应”,极为传神地勾勒出苏武的形象。
2、李陵的劝降。
李陵作为苏武相知甚深的同事和交情甚笃的朋友,深知以死相威胁,以富贵为诱惑,以幽禁断食来逼迫,均不能让苏武屈服。
对苏武这样刚直和有着极为坚定的信念的人,只能从精神上、心理上着手。从李陵口中我们得知,苏武的哥哥苏嘉因被弹劾大不敬,伏剑自杀;弟弟苏贤,因为逐捕犯罪的宦骑不得,服毒药自杀;苏武的母亲已经逝世,妻子已经改嫁;虽有两女一男,也是存亡不可得知。
这一系列的变故,对苏武的打击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苏武是为了求得忠君的名节,那么,处在北海牧羊最终不得归汉的情况下,只能是:“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如果苏武是留恋着汉朝的家庭而拒不肯降,现在的苏武可说是家破人亡,没有什么可顾虑了。
如果苏武是为了效忠君主而拒降,则李陵认为汉主完全不值得效忠:“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而且苏武兄弟之死,全与君主的残暴有关。
你效忠君主,可君主又对你怎样呢?这里,李陵处处为苏武着想,把声名流传、家庭安全、效忠君王等一般人视为信念的东西一一推翻。辅之以李陵自己的遭遇,更使他的劝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再加李陵与苏武的关系,苏武又受到友情的逼迫。
这时候,只要苏武的思想稍有一点杂念,精神就会立即全面崩溃。苏武的断然拒绝却使他的形象更加光耀夺目。李陵的劝降衬出苏武的精神境界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层次。
同是劝降,卫律的语言粗俗而直露,李陵的劝降却是推心置腹,设身处地,娓娓动听。他层层进逼,从声名存没、家庭安危、人生苦乐到皇帝恩宠,一一加以否定,极具说服力,恰与卫律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对话,都毕肖其人。
扩展资料:
《苏武传》创作背景
苏武是西汉大臣。他出使匈奴,正当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有所改善、两国矛盾有所缓和的时期。匈奴方面先做出友好姿态,把以往扣留的汉朝使臣全部放走。
汉武帝为了答谢匈奴方面的好意,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派苏武护送以往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臣回国。按常情而言,苏武是一个和平使者。他的出使应该是愉快而顺利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当时,匈奴恰巧发生了一次情节严重的谋反事件。
谋反者的首领缑王计划绑架匈奴单于的母亲阏氏,投奔汉朝。谋反者的另一首领虞常原是汉臣,他企图刺杀叛汉降敌、当了匈奴大臣的卫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副使张胜。张胜没有向苏武报告,私下支持他们的行动。
从国家关系上说,张胜的做法损害了汉朝的信义,有悖于两国通好的宗旨,使汉使处于理亏的地位。虞常曾对张胜说:“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可见其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爱国。
缑王原是归附汉朝的匈奴贵族,他重新陷没匈奴中是因为汉武帝派他随浞野侯赵破奴去接应左大都尉。左大都尉是匈奴贵人,他企图刺杀单于降汉。单于及时粉碎了这一阴谋,并发兵俘获了赵破奴的军队。
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本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不再重演,但缑王的思想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仍然重复上一次的冒险行动,结果兵败被杀,虞常被生擒。
事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汉朝的使臣。苏武遇到了一道事先没有想到的难题,而作者正是抓住了苏武在解决这道难题的过程中的表现,刻画了他的光辉形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