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千百年来，古今文人对荷花十分推崇和厚爱，并写下了无数咏荷的名篇佳作，为荷花树立了美好的文学形象。若细细品读这些名作，作者大多给荷花以人格化，采用比兴、借喻、衬托等艺术手法，来刻画荷花那美艳独绝的姿色；或吟荷薰人欲醉的清香；或赋荷叶无私奉献的情操；或借荷花表达吉祥如意的祝愿；或将荷花比作爱情坚贞的象征；但更多的还是赞美荷花那“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正如霍松林先生所说，这些咏荷名作“形神俱佳，物我浑融，启人心智。”为此，笔者就荷花的文学形象，以叙一二，诚望文化界、荷花界师长与同行，不吝赐教。翠盖佳人天姿丽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千古绝唱，既朴实客观地描写了荷花的自然之美。我们知道，自然美是一种人化了的自然，是人类通过物质或精神力量改造过的自然，人可亲近，人可欣赏，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联的自然，亦是自然美的特征之一。人类只有初步征服了自然，才能开始欣赏自然之美，并在生活中发展这种美。如“花”字，由“草”头、“人”旁和“七”（即化）所合成，即包含了人化之意。其实，现在人们所观赏的各种色彩艳丽、形态各异的荷花品种，无一不是通过劳动生产，经过多少年代的辛勤培育所获得。然而，艺术美又是自然美的集中反映。一部美的文学作品，就是作者通过周密的构思，凭着生活中的灵感，艰辛地创作，把自然美升华到艺术美。从园林美学的角度，荷花的美有两种。一种是群体美、意境美。如宋代杨万里《晚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诗吟：“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一幅千顷碧绿的荷叶连天边，娇姿的红荷映衬艳阳的画面，美不胜收，蔚然壮观。又如明代徐渭《荷九首》诗其一：“镜湖八百里何长，中有荷花分外香；蝴蝶正愁飞不过，鸳鸯拍水自双双。”这又是一幅荷浪翻卷，荷花吐娇、荷香袭衣的万亩景图，尤其是图中“蝴蝶和鸳鸯”两组特写镜头，充满了美好的生活情趣；另一种是个体美、姿色美。如南朝·梁沈约《咏芙蓉诗》曰：“微风摇紫叶，轻露拂朱房。”紫叶是卷曲尚未展开的荷叶，而朱房指含苞未放的红色蓓蕾。在作者笔下，摇动的紫叶与凝露的红蕾互相映衬，格外艳丽夺目，仪态妩媚动人；唐代皮日休《咏白莲》诗曰：“吴王台下开多少，遥似西施上素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美女西施在吴王台上，身着素罗，翩翩起舞，她那袅娜的身姿何等美丽动人，诗人把朵朵晶莹高洁的白莲比作西施，是何等的贴切；宋代王沂孙《水龙吟·白莲》词：“翠云遥拥环妃，夜深按彻裳舞。”姿态秀美的白莲，像杨贵妃在烛灯前踏着旋律，向唐王呈献裳姿；诗人将白莲比贵妃，不仅描摹了白莲的形态，更透出了莲之神韵；还有近代朱自清《荷唐月色》一文描述：“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等等。作者都巧妙地运用借喻或比拟的手法，把荷花比作美人，使得荷花的自然美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由此，荷花被示为美的象征。荷香染衣薰人欲醉西方美学家夏夫兹博里说过：“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既美而又真的也就在结果上是愉快的和善的。”荷花的美正是这样，它既有和谐的颜色，又有比例合度的形态，人们用眼睛都可看得见；而荷香则不然，它只能随风飘动，以鼻闻之，才令人心旷神怡。这就是荷花潜有的一种内在自然美。因而文人们对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自然美，则采用了各种虚拟且夸张的手法，咏诗赞颂。如南朝·陈祖孙登《赋得涉江采芙蓉》诗吟：“人来间花影，衣渡得荷香。”瞧！人面与荷花相映，衣裳也染上了荷花的清香，真是妙极了；唐代温庭筠《莲花》诗吟：“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看来，莲蕊上的浓香是洛神步行于水波之上，由罗袜扬起的尘土而留下的，可见作者构思非常，出神入化，别具一格；唐代李峤《荷》诗吟：“风采香气远，日落盖阴移。”清风与荷香是一对孪生姐妹，风送香来，香随风远，互生互辅，意趣盎然。这情景使读者仿佛也体验到那种徐徐薰风，阵阵荷香，沁人肺腑的感受；唐代崔橹《莲花》其一：“轻雾晓和香积饭，片红时堕化人船。”（据《维摩诘经·香积品》载，古时有一众香国，佛家称为积香。因此国的香气最多，故用众香钵盛满香饭给化菩萨。）诗人巧用典故，借喻荷香，真是别出心裁；宋代林景熙《荷叶》诗吟：“乘露醉饥浑欲洗，无风清气自相吹。”荷花荷叶，清香袭人；即使风平浪静时，荷叶也静静地散发出菲芳，你也会感到有股清香气息迎面扑来，令人欲醉。一般荷香是随风浮动的，而作者则匠心独运，选择无风时刻来写荷香，不仅具有荷香的神理，而且含有一定的深意。说明荷香不必借助于风吹，也仍然浓香四溢。这正是荷花内在自然美的表现。因此，历代文人对荷香常以“香远益清”“荷香染衣”“薰风”“远香”等词语来美称。而风景园林里的建筑如“远香堂”“薰风阁”“瑞香亭”等以荷命名，是赞颂荷香的有力佐证，更富有文学艺术感染力。倘若你来到这远香堂前，即使没有荷香，也意味着阵阵清香袭来，为荷香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文学形象。 甘愿扶持无私奉献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的；但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的……”。可不是，荷叶正是以它碧绿的本色衬托荷花的红艳，让荷花获得“凌波独叶红”的盛誉；则以自己通过光合作用所得的养料供给莲藕，使藕儿享有“根是泥中玉”的美称。而自己却默默无闻，与世无争，把荣誉让给荷花，又把享受送给莲藕。甚至自己连最后剩下的残体，留给了泥土，变成肥料，繁衍下一代。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诗人屈原的《离骚》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又《九歌·少司命》诗吟：“荷衣兮蕙带，攸而来兮忽而逝。”荷衣指隐士之服，后则象征着人的志行高洁。如北周宇文毓《贻韦居士》诗咏：“香动秋兰佩，风飘莲叶衣。”而南朝·陈江总《游摄山栖霞寺》诗曰：“荷衣步林泉，麦气凉昏晓。”这都亵扬了荷叶高尚贞洁的情操。红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唐代李商隐的《赠荷花》诗，却有力地印证了荷叶甘愿扶持荷花红艳的关系。“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盘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舒卷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看来，到了翠减红衰，令人愁绝时，荷叶仍映衬着荷花，真乃君子之风度也！吉事有祥良好祝愿在中国民间文学文库里，不难发现与荷花有关的寓言、成语或吉祥语，表现荷花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周易·系辞下》曰：“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吉祥一词就源于此。）。我国民间常以荷花为主体，与某些吉祥物搭配组合，因物喻义，物吉图祥，表达人们对生活充满信心及良好祝愿。如“本固枝荣”，是以荷花的地下茎、花、叶，具有繁殖快生长茂盛的特点，示喻家族世代绵延，家道昌盛之意；而“连年有余”、“连生贵子”、“连登太师”、“一路连科”、“路路清廉”、“因何得偶”等，则以连、何与荷、偶与藕之谐音，寓意生活富裕，或官运亨通，或婚姻美满等。除此，莲花常成为某些事或物的代名词，亦寓意着某种吉祥之意。据《南史·齐废帝东昏侯记》载：“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后以步步莲花形容美女步态轻盈；亦喻人的生活渐入佳境。如宋代孔平仲《观舞》咏：“云鬟应节低，莲步随歌转。”而宋代刘辰翁《宝鼎现·红妆春骑》曰：“望不尽楼台歌舞，习习香尘莲步底。”又唐代裴廷《东观奏记》（卷上）：“上将命令狐绹为相，夜半，幸含春亭台对，尽蜡烛一炬，方许归学士院，乃赐金莲花烛送之。”后以“金莲花烛”美称翰林学士。如宋代舒雅《答内翰学士》诗云：“金莲烛下裁诗句，麟角峰前寄隐沦。”而《南史·庚杲之传》载：“（王俭）乃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人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后以“莲花府”为幕府之美称。如唐代韩偓《赠别王待御赴上都》诗吟：“西向洛阳归鄠杜，回头结念莲花府。”另《初学记》（卷廿二）曰：“秦客薛烛善相剑，越王取鱼肠等示之，薛曰：‘非宝剑也。’取纯钩示，薛又曰：‘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观其文台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溢于塘。此纯钩也‘。“后以”莲花“为宝剑的代称。如唐代李峤《剑》咏：“锷上莲花动，匣中霜雪明。”还有清代沈复《浮生六记·闺房记乐》曰：“玉怒余以目，掷花于地，以莲钩拔入池中。”古称女子的脚步为“莲步”，故谓女子的缠足为“莲钩”。并蒂同心美满姻缘有人说，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花的密。在爱的长河里，并蒂莲给男女婚姻爱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晋乐府《青阳度》咏：“下有并根藕，上生并蒂莲。”唐代王勃《采莲曲》诗吟：“牵花怜并蒂，折藕爱连丝。”宋代李清照《瑞鹧鸪》词：“谁教并蒂连枝摘，醉后明皇倚太真。”明代蒋山卿《采莲曲》云：“搴花怜并蒂，拾予同爱心。”作者都采用了拟人的艺术手法，把并蒂莲比作一对相亲相爱的情侣，生动地突出了并蒂莲的形象。原来，荷花在生长过程中，因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时常见到一茎双花的并蒂莲现象。然而，古代文人则抓住了这一自然特征，咏诗赋词，大肆渲染，并视其为吉祥物，常被冠以“嘉莲”、“瑞莲”之美称。于是，民间许多有关荷花和并蒂莲的神话传说，也就应运而生。神话是中国古代人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天真的解释和美丽的向往，并富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而花神故事的特点，就是花神与人间少男少女恋爱，对青春的歌颂，对爱情的向往。因此，在古代小说或笔记中，有关“荷仙”“莲妖”的神话传说，，就不胜枚举。如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荷花仙子”；明代冯梦龙《情史》中“并蒂莲”；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荷花三娘子”；和邦额《夜潭随录》中“藕花”；朱梅叔《埋忧集》中：“荷花公主”；宣鼎《夜雨秋续录》中“莲塘春社”杨凤辉《南皋笔记》中“莲卿”；近代王韬《淞隐漫录》中“莲贞仙子”等，其中“藕花”，就是歌颂藕花仙子的高洁而执着的爱情，又惋惜她在污浊的尘世中太脆弱。她既受到了风霜严寒的摧残、狭隘环境的困厄，又常常受到凡夫俗子的干扰和迫害，最后遭到毁灭，酿成悲剧。这些荷仙莲妖的故事，正是我国人民爱美的心理和民俗文化与民间宗教文化的反映。它是神秘文化的瑰宝，古典文化的奇葩。洁身自好君子之花古今文人爱荷赏荷，都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他们对荷花之所以热衷于吟诗赋词的赞颂，正是因为荷花那洁身自好的形象，则显示了人的生活美、精神美和性格美。故此，文人们常以荷的高尚情操和品格而自勉。“开花浊水中，抱性一何洁”；“从来不着水，清净本因心”等，这些都是作者咏荷言志的佳作，有的喻示自已节操不渝的情怀；有的却寄托一种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有关荷花“出泥不染”“洁身自好”的文学形象，应源于早期的佛教文学。佛教认为，大彻大悟、高洁善美的佛是从污浊丑恶的人世间，经过修行后而超凡入圣的，这就是如同高洁艳美的荷花是从污浊水中长出来一样。故佛经《大智度论》曰：“譬如莲花出自淤泥，色虽鲜好，出处不净”。于是佛教与荷花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荷花亦被尊为佛门圣花。由于佛教的传入，中国的道家、儒家很快接受了佛教思想，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在道教文学故事中记有：关令尹喜降生时“其家陆地生莲花”，这与佛教文学中释迦牟尼降生时“地涌金莲华”，竟同出一辙。可见，道教也视荷花从尘世污泥之中，捧到光明清净的九天之上。而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也将荷花与仁义道德紧相连，认为荷花是花中最美的圣洁者。自宋以后，理学成为儒家思想的正宗。而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借荷花大讲其理，写下了被后世赞不绝口的名作《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正是道出了荷花的真谛，也是荷魂之所在，使得荷花的文学形象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从此，荷花被标为廉洁清正，不同流合污的道德规范之化身。荷之精神另辟新意历来，荷花以“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被世人所赞杨。然而，当代大诗人郭沫若却一反其意，驳斥宋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批评其只孤立地赞美荷花，而忘却它是从藕根中生长起来的。强调荷花之脱尽污泥而显示自己的清高，却鄙弃满身污泥的藕根。认为周氏的认识有片面性，只取其一点，不计其余。所以，郭沫若在1958年写下《荷花》一诗：“宋朝的周濂溪曾做文称赞，/他说我们是‘出污泥而不染’，/这其实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只嫌泥污，别的功用完全不管。/藕，我们的根，满身都是污泥，/莲藕与莲花难道不是一体？/谁要鄙视污泥而标榜清高，/那是典型的腐朽思想而已。”这是一首以第一人称口吻，借荷花的形象传诗人理智的托寓诗。以诗言理，表达了荷花与藕根各有独立表现而又不可分割的辩证观点，以及只有藕根淤于污泥，才有荷花的清香与高洁，这二者是互相依存的统一体。由此，指那种脱离胼手胝足的劳动群众，而自以为超凡脱俗的人，其思想腐朽，是不足取的。因而，此诗道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高尚思想情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郭沫若的《荷花》诗，并不是否定周敦颐“出淤泥不染”之说，只是陈述荷花与藕根的辩证关系，借题发挥而已。其实，早在1942年郭沫若写的《题画莲》咏：“亭亭玉立晓风前，一片清香透碧天。尽是污泥不能染，昂首浑欲学飞仙。”其意与《爱莲说》一脉相承，且超过其内涵。但是，我们并不能以郭氏的《荷花》诗去否定他的《题画莲》和周文《爱莲说》，其原因正在于作者当时写诗的立意和时代背景不同。很明显，《荷花》诗是让人知道，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勉励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之更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作者赋予荷魂之新意。荷魂，荷之精神也！荷花既然有精神，就会给人生活力量和勇气，从中受到有益的启迪。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可不，当今世界，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公务员的廉政建设更是有紧无松。不妨这样试想，在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我们提倡以荷花的高洁而自勉，做一个合格的文明人，无疑是件有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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