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满足。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虽然从中国取得了许多特权，但还要取得更多的特权。它们还要求在中国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国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设立使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他的最新
研究成果证明，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以保障当时英国在华最大的经济利益———鸦片贸易。(13)谋求在华的全面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它们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迟早是要爆发的，问题只在发动战争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现》文说战争的原因，列举了两条。一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即外人入城问题)，另一是修约问题。这是两条表面原因，如果认为是根本原因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外人入城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南京条约》第二款：“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这就是说，一般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则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认为，按中文字义，城邑不一定指城内，条约未给英国人入城的权利。《南京条约》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译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认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内，因此，英国外交官和一般英国人都可以入城。中英双方在条约约文的理解上，发生了很大歧异。按照欧洲人的国际法，《南京条约》的两种文本(当时没有第三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条约签字时未声明以哪种文本为准，在文本的解释发生歧义时，应允许各方各执己见。事实上，这两个文本都是英国提供的。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来源的不同解释。在中方看来，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条约的理由不充分。其实中国官方在英国的压力下，已经同意英国人可以入城。但是广州城厢内外社团、士绅坚决不同意英国人入城，甚至不惜开战，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协”为由，推迟入城的时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暴行和鸦片战争后多起英人恃强作恶的中外纠纷事件，是造成广州民众仇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从历史的角度看，广州民众的仇外情绪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当时有其发生的条件。(14)
要求修约，则是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国拿到更多权益的策略手段。早在1853年，英国就利用最惠国待遇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向中方提出修约要求。这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文翰提出修订《南京条约》问题，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国应毫无保留地给英国人开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国人走遍全中国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训令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攻进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军与清政府之间谁胜谁负难料，就把训令搁置起来。7月，美国向清政府提出帮助镇压太平军作为诱饵，以修约扩大在华权益。清政府怀疑美国的动机，没有接受。其实，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学者早已指出，英国要求修订《南京条约》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南京条约》是一项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没有修订的规定；而修约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国待遇之内。(15)英国利用中国当局不了解欧洲人的国际关系知识，加以蒙哄和欺诈，清政府只有被牵着鼻子走了。
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都积极活动修约。但是对于英国来说，采取战争行动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联盟正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着克里米亚战争，英国的军力布置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所以英国政府训令包含修约谈判中要严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国承认修约的原则，实际谈判不必马上进行。1855年，美国任命传教士伯驾为驻华公使，给伯驾的任务，是要他从清政府取得公使驻京、无限制扩大贸易以及取消对个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项主要权利。伯驾知道，《望厦条约》只规定了12年后作细小的修改，但他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必须采取强硬手段”。(16)他在来华前，遍访了伦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见。1855年8月，伯驾希望北上渤海湾，逼迫北京政府举行修约谈判。包令说：“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任何重要的让步”。(17)因为各国军舰尚未调到远东来，没有军力支持，这次北上行动未能成行。这就是说，用战争手段，达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约的目的，这已经是既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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