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如题所述

——在临川二中的讲演 曾林(玄河) 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能在行将毕业时来到临川二中这样的名校给大家讲文学,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在我看来,这不是目前这个浮躁功利的社会里常有的活动,只有回到上世纪80年代或者追溯到我无比向往的鲁迅先生的那个时代,这样的活动才算司空见惯。 文学是什么,这个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文学即人学”,这个定义有些过于宽泛。我们也许永远没法给出一个完美的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一门艺术像文学那样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文学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古时候身世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著称于世。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卓异而不平常的人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司马迁列举的无一例外都是写下了传世名著的人。演绎《周易》的周文王,作《春秋》孔子,写《离骚》屈原等等,这些圣贤都因他们的伟大著作而获得了不朽。古人眼中成功的人生有三种,也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又叫“三立”说): 立德(道德成功),立功(事业成功》,立言(学问成功)。其中“立言”就是做文章,著书立说,而且这个文章是传世之作。从道理上说要接近绝对真理,从文采上看要万世流芳。可见不只在太史公的眼里,在我们先人的观念中,文学都是获得不朽的最佳方式之一。而历代文人的最高理想,也正是写下不朽的著作并因此不朽。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思是说,文章(文学)是关系到国家经营治理的伟大事业,是流传万代的不朽盛事。如果是单纯一个文人说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他妄自尊大,自吹自擂。但曹丕作为一个皇帝(写这篇文章时他还没做皇帝,不过也已经基本确定了,而且他当上皇帝后仍然非常珍爱自己的这篇文章),他是有资格这样说的。有人可能还会说,曹丕也是一个著名文学家,所以才会这样推崇文人。那我们再看一个国外的例子,人们这样评价说:“俄国有两个沙皇,一个是俄国当政的统治者,另一个就是托尔斯泰,真沙皇对托尔斯泰无可奈何,而托尔斯泰却在动摇着他的统治。”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自古以来,文人和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都关系到国家的统治。换句话说,文学一向紧密地和政治牵扯在一起,它可能受到政治一时的支持或打压,表面上受政治控制或利用,但从深远意义上看,文学却始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左右着政治。 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文学是文化和文明的中流砥柱。当然这些对于同学们来说过于抽象过于大道理,毕竟对于多数人来说,无论是靠文学获得不朽还是靠作品影响政治,都离自己的现实生活太遥远。那么对于普通人(包括在座的同学们)来说,我们需要文学吗? 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个体而言,狭义的文学活动集中在读书、写作两件事上。和多数活动一样,读书、写作也存在动机。很多人都会问,在种种生存压力下,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写许多不能改变生活现状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读那么多显然不能对现实生活立刻起效的书——尤其是文学书?原因就在于,人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人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改造物质世界,但人的内心永远是脆弱的。让我们看看作家王小波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这篇文章中说的话吧:“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象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有过类似的感觉和困惑,我小的时候也经常对着天空发呆,不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按部就班的生活是注定的吗?长大以后每次看到从太空发回来的照片我都在想,假如我是一个宇航员,当我漂泊在太空望着那样小的地球,想起在地球上过往的生活,想到可能的回不去,那是多么大的悲伤和虚无啊!原来人是如此渺小,原来我们在地球上的喜怒哀乐对于宇宙来说是那么微不足道。我们再来看看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里提到的一个故事: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在看到自己统帅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忍不住潸然泪下,他对自己的叔叔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之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他的叔叔回答说,人生还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人生固然短暂,但无论在这支大军或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出一个人真正幸福得从来不会感到,而且是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还不如死去,灾难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疾病会时时困扰我们,使短暂的生命似乎也漫长难捱了。”既然每个人都注定要死,那我们生前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吗,还是只是死前的游戏?仅仅这一个问题,就足以让人脆弱不安,何况还有情感、疾病等种种压力。无论多么了不起的人,无论在世俗生活上你多么成功,最终来说,每个人都是脆弱无助的,甚至进一步说,每一个都是人生的失败者。这么说似乎太悲观,但在我看来实际上人类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敢于承认人生的失败、明知道建立的任何东西都无法留住的同时,还执着地追求着梦想,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弗西斯,明知即使千辛万苦推石头到山顶它还是会落下来,他还是执着地推着。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怎样面对精神上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的脆弱、孤独和恐惧。科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有一年夏天我从赣州返回南昌,在火车上,我和一个刚刚认识的南昌大学科技学院的同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整个车厢都在倾听我们的交锋。这个学计算机软件的同学坚定地认为科学是最重要的,消灭了所有艺术人还可以活着,因为人照样工作、吃饭、睡觉、看病,丢掉科学人却没法生存,他甚至觉得废除汉字以适应计算机发展是未来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则相信,丢掉了文学和其他艺术,人将不再是人,仅能称之为生物。这场辩论是文、理学生对各自所学的信仰和维护,也可以算作西方现代哲学两大派别即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产物。这两个派别都是偏执的,前者过于强调科学而丢掉人性,后者又过于以人为中心而排斥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既批判科学主义,也批判人本主义,并对二者合理部分进行继承发展。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带来的巨大进步,但科学不是万能的。从精神情感方面看,有时候,科学与其说给了我们真理,毋宁说给了我们更沉重的打击。譬如说,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还可以指望一下来世轮回,可以迷信天理报应,现在科学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产生和进化的,告诉我们人死后会分解成各种元素,告诉我们因果报应只是唯心主义的自欺欺人,告诉我们地球最终是要爆炸的。人类得知这些是该庆幸还是悲伤呢?科学进步让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人类的精神并没有成正比地获得相应的快乐和轻松,现代社会的绝望和孤独一点也不比原始社会轻。作家韩少功说:“无论有多少伟大的现代进步,也只是改变了生活的某些形态和结构,却并不能取消生活中任何一个古老的道德难题或政治难题。现代的杀人与原始的杀人都是杀人都是杀人,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现代的绝望与孤独同样是原始的绝望与孤独,难道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必须承认,文学也不是万能的,从终极意义上说,文学同样无法让人真的获得不朽。我们记住的屈原、李白、杜甫、鲁迅,也不过是几个文字符号,对于已经作古了的他们的个体而言,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但从社会历史功能和精神层面上说,文学实在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慰藉、生存动力和另类希望。千百年来,文学充当了人类永恒的桃花源和乌托邦,现实生活总是令人遗憾的,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乌托邦是永远都需要的,而文学给我们提供了营造这样一种个人乌托邦的可能。作家格非作了一个比喻,一个人在水中挣扎,把脑袋伸出来,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感觉肯定很舒服。文学能够提供这样的可能性——“把头从现实的重压下伸出来”。格非说,有了这样的幻想,人才会崇高。乌托邦再虚幻,也应该保留对它的信念。 当前的中国,是文学影响力全面下降的年代。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市场经济大力推动了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网络游戏等商业文化的发展,文化娱乐的多样性选择有力地冲击了文学的地位;比如人们忙于经济活动,心态越来越浮躁,阅读欲望和品味下降;比如创作者队伍良莠不齐,普遍无法创作出具有举国影响的经典的纯文学作品,等等。但文学不会就此消亡的。穷怕了的中国人目前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物质狂欢中,但这种狂欢注定是不会太长久的,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将使人们渐渐觉醒,我们仍然需要文学。面对生老病死和太多未知,从最初口耳相传的歌谣到如今的百花齐放,人类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文学活动。创作者因此升华,占绝大多数的欣赏者则靠它抵挡虚无。即使是当今这个文学再也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浮躁时代,无论你为什么奔忙,承受着怎样的重压,读书、写作都不会过时。 我相信在座的同学都是热爱文学的,或者至少对文学有兴趣,真诚的希望读最经典的作品,写最纯粹的文字,做一个有修养、有内涵的人,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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