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来，我总在琢磨烟台国税文化之“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学习理念，联想到远古、至今等等人间命运之事，感触良多，故格外地信奉这一理念。 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祖辈之前几乎全都是农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句励志的名言：“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决定于你能否考上大学。”当时城乡差别之大，足以让人生出仙凡之感，许多人视离开穷苦的农村到城里工作为上了天堂。屠格涅夫说过：“知识比任何东西都能给人以自由”。这句话可能更侧重于精神的层面，但放眼周围，因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取得了更高的文凭，而使自己甚或家人达到更自由境界的人并不少见。 但有些人的知识也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宋朝的柳永，知识不可谓不丰富，才学不可谓不超拔，家族不可谓不显贵，偏偏他两次都落了榜。为一舒胸中闷气，他写了一首牢骚极盛的《鹤冲天》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去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落榜了，不好好反思自己，却要说皇帝没有发现自己，政府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没有穿官袍的高官；特别让当局难以容忍的是结尾的一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 这四个字，大抵注定了他的命运：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但令人遗憾的是，而今的许多人，虽与柳永的才学有霄壤之别，却偏偏继承了冲天的牢骚和凌人的傲气。读了三五年闲书，就自以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眼中容不下一人一物。而实际上，这些人多半是绣花枕头，徒有其表。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也并不少见。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仗着自己读了几年书，颇有些知识，因而生出恃才傲物的毛病。“恃才”勉强可以，有才可恃总比大脑空空要好；但“傲物”当休，大家各有分工，各有所长，你对众生无恩无惠，为什么要施加讨厌的傲气于人？倘傲气太盛，即便是真的有高人一等的知识，也很难升华自己的命运。 “知识”两个字分开来说，有知、有识都不容易，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读书学习是增“知”的过程，往往是浅尝辄止者多，而膏油继晷者少。其原因就是后者要比前者吃更多的苦。头悬梁苦不苦？锥刺股苦不苦？虽然这两个故事有点走极端，不足为训，但用来说明增知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是丝毫也不过分的。有了知，更要有识，要把知转化为识的成果，这就更需要吃苦。即便是知识再丰富的人要出成果，其研究的艰难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反过来说，即使原来缺知少识，如果能够吃得苦中苦，也必会做出大成就。 我们烟台的育种专家李登海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李登海出身于农业技术员，不能说他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在当时来说，这个“职称”的人员在全国何止千万？为什么许多科班出身的教授、专家和那千千万万的农业技术员都难以与他比肩？我想目标的专一和超人的付出是唯一的答案。 李登海的科研成果是大批直接用到生产实践上的良种，而不是等身的巨著宏论。但在中国育种界的另一种现象却是，许多著书等身的大专家一生连一个农民欢迎的好品种也育不出来。农民出身的李登海之所以比大专家们高明，其原因不是很明白吗？ 要想改变命运，一定要有丰富的知识。但知识并不都来源于书本。有报道说，新一代农民工正在改变着他们父辈的命运，改变着出苦力的宿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管理岗位，成为令人羡慕的白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通过在实践中的学习和积累，逐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这对于我们中的那些原本基础较差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国税系统的学习机会很多，只要肯于在税收实践中注意学习，注意积累，就一定会弥补“书底”不够厚实的不足，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那些“著作等身”的人，成为有大成就的“李登海”。 事实上，僵死的书本知识是不堪大用的。孔已己潦倒的命运不是缘于其知识的少，而是缘于他死抱着一堆僵死的“之乎者也”，缺少变革自己的勇气，使自己一无所能，无法生存。知识的价值在于应用，死的知识改变不了命运。我们的知识应该来源于书本，更应该来源于税收的实践，而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将我们千辛万苦得来的知识，时时刻刻应用于税收的实践中，应用于服务人民和国家、服务税收、服务于纳税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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