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以来,我总在琢磨烟台国税文化之“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这学习理念,联想到远古、至今等等人间命运之事,感触良多,故格外地信奉这一理念。 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祖辈之前几乎全都是农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句励志的名言:“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决定于你能否考上大学。”当时城乡差别之大,足以让人生出仙凡之感,许多人视离开穷苦的农村到城里工作为上了天堂。屠格涅夫说过:“知识比任何东西都能给人以自由”。这句话可能更侧重于精神的层面,但放眼周围,因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取得了更高的文凭,而使自己甚或家人达到更自由境界的人并不少见。 但有些人的知识也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宋朝的柳永,知识不可谓不丰富,才学不可谓不超拔,家族不可谓不显贵,偏偏他两次都落了榜。为一舒胸中闷气,他写了一首牢骚极盛的《鹤冲天》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去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落榜了,不好好反思自己,却要说皇帝没有发现自己,政府遗漏了贤才;明明是一介布衣,偏偏要说自己是才子词人,是没有穿官袍的高官;特别让当局难以容忍的是结尾的一句话:“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 这四个字,大抵注定了他的命运: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但令人遗憾的是,而今的许多人,虽与柳永的才学有霄壤之别,却偏偏继承了冲天的牢骚和凌人的傲气。读了三五年闲书,就自以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眼中容不下一人一物。而实际上,这些人多半是绣花枕头,徒有其表。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也并不少见。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仗着自己读了几年书,颇有些知识,因而生出恃才傲物的毛病。“恃才”勉强可以,有才可恃总比大脑空空要好;但“傲物”当休,大家各有分工,各有所长,你对众生无恩无惠,为什么要施加讨厌的傲气于人?倘傲气太盛,即便是真的有高人一等的知识,也很难升华自己的命运。 “知识”两个字分开来说,有知、有识都不容易,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读书学习是增“知”的过程,往往是浅尝辄止者多,而膏油继晷者少。其原因就是后者要比前者吃更多的苦。头悬梁苦不苦?锥刺股苦不苦?虽然这两个故事有点走极端,不足为训,但用来说明增知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是丝毫也不过分的。有了知,更要有识,要把知转化为识的成果,这就更需要吃苦。即便是知识再丰富的人要出成果,其研究的艰难也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反过来说,即使原来缺知少识,如果能够吃得苦中苦,也必会做出大成就。 我们烟台的育种专家李登海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李登海出身于农业技术员,不能说他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在当时来说,这个“职称”的人员在全国何止千万?为什么许多科班出身的教授、专家和那千千万万的农业技术员都难以与他比肩?我想目标的专一和超人的付出是唯一的答案。 李登海的科研成果是大批直接用到生产实践上的良种,而不是等身的巨著宏论。但在中国育种界的另一种现象却是,许多著书等身的大专家一生连一个农民欢迎的好品种也育不出来。农民出身的李登海之所以比大专家们高明,其原因不是很明白吗? 要想改变命运,一定要有丰富的知识。但知识并不都来源于书本。有报道说,新一代农民工正在改变着他们父辈的命运,改变着出苦力的宿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管理岗位,成为令人羡慕的白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从最基层的工人做起,通过在实践中的学习和积累,逐步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这对于我们中的那些原本基础较差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国税系统的学习机会很多,只要肯于在税收实践中注意学习,注意积累,就一定会弥补“书底”不够厚实的不足,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那些“著作等身”的人,成为有大成就的“李登海”。 事实上,僵死的书本知识是不堪大用的。孔已己潦倒的命运不是缘于其知识的少,而是缘于他死抱着一堆僵死的“之乎者也”,缺少变革自己的勇气,使自己一无所能,无法生存。知识的价值在于应用,死的知识改变不了命运。我们的知识应该来源于书本,更应该来源于税收的实践,而尤其重要的是,应该将我们千辛万苦得来的知识,时时刻刻应用于税收的实践中,应用于服务人民和国家、服务税收、服务于纳税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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