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山名宗渡 撰陶渊明，字元亮，于晋时名渊明，入宋后名潜。一直被看作一个逸士而见诸《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作为东晋末最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所留下的诗文如《桃花源记》、《饮酒》、《杂诗》也素来为人们所传唱。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醉欲眠卿可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名句处处可见其隐者闲适之意。然而从正史其本传中很难看出他这些思想究竟是由何而来，毕竟唐《晋书》、《南史》皆成书于沈约《宋书》之后，主要以《宋书》的《陶潜传》为参考，而《宋书》作者沈约为陶潜后数十年人，为人善文，对当时的文章大家颜延之一直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文采如斯且又与颜延之交好，以此思之，沈约作《陶潜传》，不免也会略带点崇拜的感情色彩，事实上《宋书·陶潜传》中对陶诗文的整篇载录也证明了这点，其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命子诗》占了《陶潜传》的大头，而陶潜本人的具体事迹相较之下就单薄了许多。渊明的曾祖即东晋名将陶侃，按一般的说法，陶侃以前的陶家一直是寒门，所以陶侃仕途上起步艰难，从小吏做起。然而，细观《晋书·陶侃传》有：“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结合三国时在东吴最为普遍的部曲制来看，陶丹做到了扬武将军，其家在东吴也算是有一定根基的，不过自然远比不上吴郡陆氏等巨族。吴亡之后的晋统治下，原来东吴诸家族的地位降低了不少，以致连陆机、陆云这样的大族之家都要入洛揽誉，相比之下差了很多的陶家对于揽誉的机会也是有缝就钻，所以陶侃未显达之前借人揽誉的记载有不少[1]，从而给人以陶氏过于孤寒的映像。而在司马睿建东晋的初期，诸多江东士族咸去归附，陶侃之侄陶臻亦在其中，“帝见之〈陶臻〉，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此时的陶家，俨然是以一个地方豪族的姿态出现。而后陶侃进一步显达，成为平定王敦之乱的中兴功臣，去世时达到了“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的高位，而后的陶侃与温峤、王导、谢安、谢玄五家功臣宗祀由晋至宋皆为当朝者所尊。由此陶侃以后的陶家一直都被看作名族了。陶侃临终时的陶家，已是颇为宏大，“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同时陶侃兄子陶臻作为元帝的首从功臣也得封侯。然而陶渊明的祖父陶茂虽为陶侃之子，也曾任过武昌太守，其名却不在九子之中，显然不是陶侃诸子中的显达者。而陶侃的长沙郡公爵位与巨万家财，也是先后被陶瞻与陶夏一系所继承[2]。陶茂一系，只不过是庶流，所继承的只是陶这个姓与家族的一些影响罢了。陶氏嫡流多居于封国长沙或是建康，而陶茂任武昌太守，与陶氏老家寻阳甚近（案《宋书·州郡志》晋武帝时以寻阳属武昌郡，后单立寻阳郡，然而在东晋寻阳郡与武昌郡同属江州），陶茂之后，他这支迁回了寻阳柴桑老家,与长沙郡公一系没了什么往来。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其父陶逸早逝，陶渊明这支就更见破落了。而另一方面，陶渊明大致在其青少年时期受到其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于《晋书·桓温传》末有小传，而陶渊明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详叙其事迹，《晋书》所载也是由此得来。孟嘉字万年，为吴司空孟宗之后，由此与陶侃一族也算是有点渊源，故得娶陶侃第十女为妻，其所生第四女，即为陶渊明之母。时值虞亮、桓温先后主持荆州、江州，同时也是东晋清谈最盛的时期，《世说新语》里的言行大多发生于此期间，孟嘉早年便有美誉，后先有仕于虞亮、桓温之下，得以与当时众多名人交游，其潇洒个性与文采风流为时人所赞，一时也号称中州名士，在亲父早逝后，陶渊明自然受到了这位个性鲜明的外祖父颇多的影响。案《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可知孟嘉卒于桓温长史任上，年五十一，而《晋书》则曰五十三不可信。桓温卒于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故孟嘉去逝当在此前后，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于其时尚不到十岁，不难推测受孟嘉亲自教导的机会不多，孟嘉的事迹应是其母及诸亲戚所叙，然而足以使陶渊明对这一外祖父倍极崇拜，其所作《孟府君传》也是详叙点滴事迹，极尽褒扬。而观陶渊明之后的为人与爱好，显然是有点模仿这个名士外祖父，《孟府君传》：“（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文辞超卓”乃是孟嘉的真实写照，而这些又在后来的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孟嘉终其一生也只是仕至小小的长史，未能留下万贯家财，最多也只是传给陶渊明一些书和琴之类的风雅之物，而陶家随着孟的去世在生活上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中也有：“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上陶渊明处于满足的状态，“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废寝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复欢然有喜。”《饮酒》：“少人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大概是他少年读书时的情况。然而他在《杂诗》里也写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家境的困顿与青年的热血，综合在一起足以使人产生做一番大事业的报负。而施展报负，只能走仕宦这条路。陶渊明于二十九岁才得到第一个官职，江州祭酒，起步不可谓不晚了，这其中的原因颇费思量：江州刺史一职在淝水之战前的数十年中一直是为桓温桓冲一系所垄断，与荆州一起构成桓氏统治长江中游的基础。以谢安为中心的建康集权派也一度试图从桓氏手中夺回江州而未果[3]，然而淝水之战后这个局面即被打破了：桓氏最后的支柱桓冲于淝水战后次年（公元384）逝世，遗留下荆、江、豫三州实缺，谢安经过思量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事在《晋书·谢安传》。荆州作为桓氏大本营是没法动的，同时又将最勇猛难制的桓石虔置于三州中地位最弱的豫州，而仅次于荆州的江州则做了一番手脚——表面上看桓伊也姓桓，但跟桓温一族却有不小的区别，两家虽同出自谯国，但桓温一支出自龙亢，而桓伊一支出自铚县，桓温一族盘踞于荆州南郡，而桓伊一族长期活动在荆北及豫州。虽桓伊在淝水前后隶属桓冲，事实上却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又与谢氏一族交好[4]。谢安以之镇江州，是从桓温一族手中夺回江州的第一步。而陶渊明作为桓氏故吏孟嘉之孙自然被看作是桓氏一系，这一年18岁左右，却因桓冲之死错过了最佳仕官机会。桓伊镇江州累年（这个累年，应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年少不足以称“累”，多于十年则按例有确数），由于是纯武将制镇，所以陶在此期间入仕是比较困难的。桓伊后卒于任上，而后的江州刺史，应该是王凝之[5]，也就是在王凝之任上，陶渊明初仕江州祭酒。王凝之是王羲子之子，同时娶史上有名的谢氏才女道韫为妻，他继桓伊出任江州刺史无疑已表明以谢安为首的建康政权已正式掌握了长期为上游军阀所领有的江州。王凝之的为人，令谢道韫失望，远及不上谢安、谢玄、谢石优秀，然而也不是什么猥琐之人，而足称得上老实敦厚，同时也善书法文学。他上任后开始笼络江州的名士与豪族，陶渊明此时为乡里所贵，当然也受到州里瞩目，另一方面，陶当时在生活上已处于“亲老家贫”的窘境，不得不在仕途上寻觅机会。由此一拍即合，经过一番推举题携，陶渊明便入仕为州祭酒一职。然而陶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辛辛苦苦谋到了官，却马上又辞掉了，其中颇存疑问。案《宋书·百官志》[6]：“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晋时各州属职尽不相同，而在江州祭酒一职最见其重，同时所管杂且烦，王凝之以陶渊明为祭酒，足见对陶的重用，而陶渊明终因祭酒职事烦杂而“不堪吏职”自己跑掉了，王凝之体会到了陶的心意，再次起招他出任职事相对轻松的主簿，大概陶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不就”而在家“躬耕自资”。至此，陶渊明早年的仕官生涯告一段落。陶渊明的陶氏出身、与外祖孟嘉的背景，使得陶渊明的出身的定位有点不尴不尬，有着辉煌的先祖陶侃，但先祖的荣光恰恰照不到他这一代的身上；外祖孟嘉曾一度接近最高实力中心桓氏，但正当陶渊明进入仕宦之年时，桓氏却因桓冲之死在江州势力的衰退到极点，从而打乱了陶原本的仕宦路线，每每在距人生的高峰就差那一步的时候，突然被打落低谷，这样的打击难免会使陶渊明因不甘而逐渐失去平常心。另一方面，东晋风流的辉煌时代，随着桓温、谢安等中心人物的逝去而渐渐落下帏幕，在失去决定性人物的之后，建康政权与桓氏荆州势力这东晋政治的双头短暂平衡被打破，两边开始倾扎、拉锯、走向激突，在这时代走向黑暗之际，士人们的命运也更加波澜起伏，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在他身上产生的不甘落漠的基调，掺杂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又搅动出多彩的浪花，伴随着桓玄的冒险，刘裕的寒门帝王之路，陶渊明又将再一次经历走向高峰的冒险、跌落低谷的惊恐、荣华身世风流时代逝去的不甘这一过程，而由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略窥陶渊明诗作中流露出的那种隐逸情绪之根源，敬请期待下篇：《陶渊明的政治冒险之路》。[1]《晋书·陶侃传》：“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2] 《晋书·陶侃传》：“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历广陵相，庐江、建昌二郡太守，迁散骑常侍、都亭侯。为苏峻所害，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上疏曰：“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仕至光禄勋。“[3]《晋书·桓冲传》：“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江州刺史）。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4]桓伊善吹笛，在王国宝与司马道子构陷谢安期间，“帝召伊饮宴，（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事见《晋书·桓伊传》由此可见桓伊与谢安之相得。[5]案《晋书·王凝之传》：“（王凝之）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于隆安三年（399）在会稽内史任上死于孙恩卢循起义，则他任江州刺史当在桓伊之后，公元399年之前，陶渊明于公元394年入仕，正是其时。[6]《宋书·百官志》记叙魏晋官制最详，因为宋本身的官制与魏晋变动不大，同时时代相近，而后来唐修《晋书》的《百官志》也是多从《宋书》转录，资料没有超出宋书所载范围。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