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作家作品,谈谈古典文学的传统和中国文人的精神

如题所述

新时期小说借鉴古典文学的艺术,最难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尽管成就辉煌,但它与新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障碍,那就是基本表达方式的转换。古典文学的主体都用文言文写成,其中的许多技巧与文言文表达纠结在一起,难以为新文学所采用。而且,古典文学中,小说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虽然其中有像《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的高峰杰作,但因为小说体裁一直不太受重视,其技巧艺术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整理。就总的表现方式和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来说,中国古典小说显然不能与西方小说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五四新文学小说家自然主要选择学习西方小说艺术,放弃传统小说的特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古典小说的基本形式已经基本上被新文学所淘汰,传统小说的故事、传奇特色也大体上为现代的抒情、写实风格所代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小说完全疏离了古典文学,事实上,新文学的不同时期都有作家在努力将古典文学艺术运用于小说创作中,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新文学最早和最优秀的小说家鲁迅,就充分受益于古典文学,这一点为时人和后来者所清晰地指出:“鲁迅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他不惟在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13]此外,郁达夫的《迟桂花》、吴组缃的《绿竹山房》,以及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优秀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14]。到40年代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传统小说形式更有过短暂的复兴,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这一复兴并不太成功而已。
  新时期小说同样对古典文学的艺术进行了借鉴和学习。与现代作家们有些类似,新时期作家们主要通过采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对古典小说形式技巧的直接借用。其典型者是对古典小说文体形式的现代化还原,代表是80年代初期兴起的“新笔记小说”。这一体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清代《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甚至与更远的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有内在的关联。新时期的“新笔记小说”作家采传统笔记体小说的基本形式,不讲究完整曲折的故事,而是试图通过富于生活气息的日常人物和事迹,传达出中国古典小说含蓄深沉的韵味特征,追求质朴简洁却又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其中虽然融入了现代小说的元素,但可以清晰地看出古典小说形式的影子,可以看作是古典小说形式的现代复兴。此外,莫言的《生死疲劳》也直接借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在对传统章回目录形式的借用中传达出广泛的古典小说技巧尝试:“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绝对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小说节奏,读的时候感到章回体小说明快的节奏感。中国传统小说里说书人的传统,通过章回的顿挫表现出来……”[15]
  在直接借用文体形式之外,古典小说的语言技巧和叙述方式也被一些作家所借鉴。在语言方面最早引起关注的是80年代中期问世的阿城的《棋王》和《遍地风流》,它们在句式和用语上都借鉴了传统白话小说的特点,并巧妙地融合在现实生活语言中,较之新文学语言,显得简洁、含蓄而隽永。阿城的创作,直接引发了80年代后期小说语言的古典文学色彩潮流。90年代初,贾平凹更广泛地从明代话本小说中取材,从《废都》、《白夜》,一直到近年的《秦腔》、《高兴》,其叙述语言都带有传统白话小说色彩。而且,贾平凹还有意识地借鉴古代话本小说的说书体风格,其叙述特征与传统白话小说颇相类似。此外,苏童、叶兆言的小说也有意识地运用一些古典小说技巧,其小说体现出对某些古典小说艺术的追求:“尤其是从《妻妾成群》开始,
我开始使用传统白描手法……以前的小说看不出是什么画, 现在的小说看得出是国画, 而且是白描的、勾线的,
不是水墨的”[16]。莫言的《檀香刑》、李锐的《银城故事》、格非的《人面桃花》等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传统白话小说或文言小说的特点,叙述方式和叙述技巧也有明显的借鉴痕迹。
  第二种方式是不直接从古典小说中寻找方法或资源,而是更广泛地从整个古典文学艺术中吸取营养,具体说,就是借鉴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意境美特点,将它们与现代小说技巧相结合,融合成既具传统文学艺术美又有现代叙述技巧的风格特点。在这些作品中,也许没有直接的古典小说形式技巧,但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传统审美特点,与古典文学保持着更抽象也更深层的联系。现代文学时期,这种方式曾经被较广泛地采用,最典型的如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作品。废名曾明确表示自己的小说“分明地接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17]沈从文也认为:“短篇小说的写作,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18]他们的创作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的特点,形成了其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中最为成功的是沈从文的小说,他的《边城》等作品,“在我国古典艺术中广采博取,他把古典诗歌的叙述故事,同湘西秀丽多姿的自然山水,古朴传奇的民情风俗熔于一炉,创造了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19]
  新时期小说家在创造古典意境方面有集中追求、并有较大收获的,是江苏作家苏童、叶兆言和东北女作家迟子建。苏童的《妻妾成群》、《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及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等作品,运用古典文学的意象,巧妙地将之与江南的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了神秘瑰丽的意象群落,体现了浓郁传统意味的审美效果;迟子建的《雾月牛栏》、《亲亲土豆》等作品,将自然地理的神秘优美与人的美好情感融合为一体,传达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内在亲和关系,其对自然美的渲染和人类情感的细腻描摹中,不自觉地连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意境,是对于古典诗歌艺术的再创造和自然借用。此外,还有一些作家也有类似的追求。如李锐的《银城故事》借用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的著名诗句来作为小说四个章节的标题,以传达出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关联的艺术境界,有一定的艺术效果。
  直接借用古典小说形式与创造古典文学意境之间并不矛盾,而是有内在的关联。比如汪曾祺,他的“新笔记体小说”在形式上借鉴古典小说,而《受戒》等作品,则运用的是现代小说形式,只是有意识地在其中灌注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特点,呈现出对“言外有言,意在言外”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而在另一方面讲,古典小说形式本身也蕴涵着一定的意境,如何立伟的《白色鸟》等“新笔记体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体现出古典文学的意境特点。
  然而,就总体而言,新时期小说家在借鉴古典文学艺术上还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功,许多方面尚处于尝试阶段。一方面,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还只是在比较狭窄的范围内被借鉴,其丰富性没有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在古典文学艺术的运用上还普遍显得生涩和简单化,未能将古典文学艺术融会于现代生活和现代艺术形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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