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学著作的现代意义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大有可为。

过往的一切都成为历史，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研究是往回看的，但是任何时代的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站在现实社会基础上往回看的。这决定了历史研究者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现实的眼光，一般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会对现实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国许多历史学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展历史研究，资政育人仍是重要目的。如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力图对人们的历史认识起到指导作用，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扩展资料：

资政育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开了私人著史为现实服务的先河。司马迁作《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可以看成汉代的中国通史，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基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确了《史记》的资政性质。

北宋司马光坚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撰述主旨，修撰了《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编年体中国通史，希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书名就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该书的资政性质。历史研究“有资于治道”，这是所有历史研究者都不能忽视的。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大有可为

Answer 2

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6] ——“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
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7] 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