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文学创作起步于诗,在读者中也以诗最具影响.那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篇,以其真挚、优美赢得一批“林迷”.需指出,学术界研究林徽因诗歌,似过多地强调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过的影响,因而阐述林诗内涵的丰富、深刻便受到局限.其实它们多数与徐志摩诗篇洒脱灵动的风貌有别,《时间》、《前后》、《风筝》无不于轻柔外表里寄寓凝重隽永的沉思.由于疾病缠身,她的诗有时难免情绪低沉,但不宜就此夸大,它们并不像常被引用的那句诗“信仰只一炷细香”,经不住西风沙沙地吹.要知道在引出这一句的诗里,诗人接着又吟咏了“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热爱生活、乐于奉献才是林徽因个性的基调,不妨读一读《雨后天》、《莲灯》、《激昂》、《红叶里的信念》.即使病痛折磨得她难以忍受,医生断定她来日无多时,纵然写出略显感伤的《病中杂诗》,同时还写了毫不伤感的《死是安慰》,决没有徐志摩后期诗歌流露的颓废气息.林徽因另有不少落笔“窗子”以外的诗作,如《微光》、《年关》,反映诗人关注下层人民的真挚情感,至今读者和学者都未予以应有关注.当同时期众多女诗人,或为民呐喊但流于粗制滥造,或精雕细镂而忘却民生疾苦,鲜有林徽因这类以优美形式表现“窗外”内容的精品.若只看林徽因的创作缘起,只看她曾以《新月》为创作园地（事实上发表于《新月》的诗作数量很是有限）,以及曾与徐志摩多有交流切磋,作品入选《新月诗选》等事实,似乎不无依据归她为“新月诗人”,可是林徽因“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未必没有理由.她虽为女性,和新月派一些男诗人们相比,她的诗歌反而能多一点思想分量、多一点表现力度.技巧方面她化用小说里白描手法写诗,素描人物或场景,予浓郁诗情以生活画面支持,这记叙成份尤为“新月诗人”笔下所难见.实在要说她属于新月派,至多限于短暂的初期作品吧.
林徽因小说较之她“言志”的诗歌来说,明显偏于“载道”,她仅有六个短篇小说,几乎每篇都充溢人文精神.《九十九度中》显示众生相,关注纷扰的种种矛盾,《吉公》反思人物命运,折射一段时代陈迹,《文珍》颂扬底层人物,从沉闷现实里看到社会生机,三篇小说各从一个侧面显示作者关注“窗”外的创作倾向.其中婢女文珍是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她善良、温柔,而又刚毅,沉着,干练,既善且能,不甘心任由主家摆布,终于出走,奔向广阔天地去争取美好人生,文珍可跻身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行列.《窘》是她的小说处女作,描写主人公难以言传的情爱心态,以透辟淋漓的心理剖示赢得称道.最具盛名的《九十九度中》,进而运用意识流手法,借跳跃结构,不过万余字篇幅,竟鸟瞰了整个都市,弥漫着浓浓的旧都氛围,人物众多,个个鲜明.作品虽洋犹土,熔中西技法于一炉.联系到此时南方一批作家尝试西方手法显出的生涩,林徽因的娴熟程度就令人非常钦佩.难怪有大学教材误把林徽因纳入“新感觉派”一节（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99年初版本,再版已改正）.林徽因小说风格的大气、理性,到语言的简洁、纯正,颇具张力,这固然为同辈许多女性作家所不及,哪怕置于一些男性作家中亦不至于逊色.京派小说家萧乾称誉林徽因是“京派的灵魂”,怕不只是因为她编选过一本产生相当影响的《大公报》1935年度“小说选”,当然还在于她的作品代表着京派小说若干重要特征.
大约还没有人称林徽因为散文家,如不就篇数论,她的狭义美文比小说更少.可不断有人说,林徽因诗歌“不如她的散文好”（卞之琳语,见李辉著《听“苦吟诗人”聊天》）.她的散文应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姜德明《余时书话》）,“将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应国靖《文坛边缘》）.由朱自清选入《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窗子以外》更是有口皆碑的名篇.至于那些致友人书信,比散文更其散文.即使她的建筑专业文章,亦有情有致,文采斐然.若干章节、片段,无异于美文、游记或抒情小品.朋友们无不钦佩林徽因健谈,雄辩、睿智、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斯人已逝,幸好留下这些散文,后世读者得以追摹她当年风采.随便翻开她哪一篇散文,譬如写在抗战时期的《彼此》,俨然坐进“太太的客厅”,亲聆她侃侃而谈：
经过炮火或流浪的洗礼,变换又变换的日月,难道彼此脸上没有一点记载这经验的痕迹?但是当整一片国土纵横着创痕,大家都是“离散而相失……去故乡而就远”,自然“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脸上所刻那几道并不使彼此惊讶,所以还只是笑笑好.口角边常添几道酸甜的纹路,可以帮助彼此咀嚼生活.何不默认这一点：在迷惘中人最应该有笑,这种的笑,虽然是敛住神经,敛住肌肉,仅是毅力的后背,它却是必需的,如同保护色对于许多生物,是必需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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