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战国兵家三圣
真正的军事战略家
第一位：吴起（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
吴起，姜姓，吴氏，名起。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
吴起出生在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吴起先拜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为师，学习儒术。因母亲去世后，吴起没有按照儒家信条回家奔丧守孝，曾申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弃儒学兵。
公元前412年，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鲁穆公想任用吴起抗齐，吴起因妻子是齐国人，杀妻明志，表示不偏向齐国。吴起率鲁军大败齐军。后来因为鲁穆公的疑心，吴起离开鲁国投奔魏国。
在魏国时，吴起积极改革兵制，创立了募兵制，训练了一支当时令天下闻风丧胆的重甲步兵--“魏武卒”。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吴起为主将，攻克秦国河西地区的临晋、元里并筑城。次年，吴起再次率军攻打秦国，一直打到郑县，而秦国只能退守至洛水，沿河修建防御工事加以防守。在与秦军作战期间，吴起身先士卒，从不自视比普通士兵高一等，夜晚就睡在不加平整的田埂上，用树叶遮盖身体来躲避霜露的侵袭。
魏国得以全部占有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并在此设立西河郡。经翟璜推荐，由吴起担任首任郡守。吴起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向子夏学习儒家思想，并在此期间修筑了吴城（今山西省孝义市西南）。
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吴起率5万魏武卒，外加战车五百辆、骑兵三千，大破秦军50万人，打得秦国几乎亡国。公元前387年，魏武侯再以吴起为将，率军讨伐齐国至灵丘（山东省滕县东）。
后来魏国的战略方向发生转移，吴起在国内被相国公叔痤陷害逃亡楚国。魏国的霸业也基本到此为止了。
吴起投奔楚国后，楚悼王任命吴起为宛城太守，一年后升任令尹。担任令尹后的吴起总结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经验，在楚国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具体措施有：
1、“明法审令”，实行法治。吴起深知法治的重要性，故他在变法中制定法令，公布于众。为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吴起还采取“倚车辕”（《韩非子·内储》）的办法，即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
2、减爵禄，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对无功劳的贵族及其后代，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对立有军功和其他有功人员，则授予爵禄，以解决分配不公，提高将士和新兴封建势力的积极性。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
3、整顿吏治。“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志为变法的新兴政权效力。“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
4、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余，臣不得而为也。”
5、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吴起“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以“争利于天下”。所以，在变法中，“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即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在此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得到给养，加强训练。
6、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
经过吴起变法后的楚国国力强大，向南攻打百越，将楚国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一带。公元前381年，楚国出兵援助赵国，与魏军大战于州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以西）。
楚军穿越梁门（位于大梁西北的关塞），驻军林中（位于梁门以北），饮马于黄河，切断魏国河内郡与首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的联系。赵国借助楚国的攻势，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南），攻克黄城（今山东省冠县南），楚、赵两国大败魏军。诸侯各国都畏惧楚国的强大，楚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吴起的变法虽然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却触动了楚国权贵集团的利益，遭到了旧贵族的反对，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评价甚高，将吴起与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并称“孙吴”，吴起的成就，可与孙武媲美。陈毅元帅也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称赞我军著名军事家刘伯承元帅。
吴起著有《吴子兵法》传于后世。在《吴子兵法》中，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做好战备，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起更重视政治教化，主张用道、义、礼、仁治理军队和民众。吴起还从战争起因上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吴起以其杰出的军事思想，被誉为为兵家四圣之一的“亚圣”。唐肃宗时，位列武成王庙内，成为武庙十哲之一。宋徽宗时，追封广宗伯，成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据说，秦国名将白起的父亲对吴起非常的崇拜，希望儿子长大以后能像吴起一样文武全才，故而将他取名“白起”。
第二位：孙膑（生卒年不详）
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春秋“兵圣”孙武的后代，以"孙膑赛马"和"围魏救赵"被人称道。
孙膑早期曾同庞涓一起拜当时隐居山野的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有很深的军事理论造诣。庞涓和孙膑先后出仕魏国，庞涓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捏造罪名将孙膑处以膑刑和黥刑，砍去了孙膑的双足，并在他脸上刺字，意图加害孙膑。后来孙膑装疯卖傻麻痹了庞涓，在齐国使者的协助下逃回了齐国。到了齐国之后又通过“田忌赛马”被引荐给齐威王，被齐王视为军事老师。
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王派军师孙膑与大将田忌一起率军救赵，在孙膑的筹划下，齐军趁魏国都城兵力空虚，引兵直攻魏国大梁。魏军回救，齐军乘其疲惫，在预先选好的作战地区桂陵之地大败魏军，生擒庞涓，并借交换庞涓，解了赵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至今仍有生命力。
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魏国逐渐恢复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公元前341年，魏王以韩国不参加会盟为由，派庞涓讨伐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齐王听从孙膑的建议，先答应韩国的求救，鼓励其奋力抗击魏国，在魏国被拖得疲惫不堪后，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大举发兵援助韩国，齐军仍然采用孙膑“围魏救赵”的计谋，率军从曲阜、亢父（今山东济宁）经由定陶直逼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魏军回师迎战，并以“减灶诱敌”之策，引诱十万魏军轻兵深入，孙膑在马陵设伏大败魏军，庞涓羞愧自杀。马陵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著名战例，战后魏国实力逐渐转向衰落，齐国威望上升，挟战胜之威，齐国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
孙膑除了指挥齐军打败了当时最强的魏国之外，还对战争经验和军事思想进行了总结，撰写了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膑兵法》，提出了前所未见的迂回、包围、伏击、袭击等新的战术理念，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瑰宝。
在战争观方面，孙膑主张重视、慎重地对待战争。他强调战争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以强有力的武力作为保障，才能够使国家安定、富强。但他反对穷兵黩武，指出作战胜利能够挽救濒临灭亡的国家但战败也同样会失去土地、危害社稷，一味好战必然会灭亡，自取其辱，所以必须慎重地对待战争，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孙膑主张积极地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来获得胜利，这样才能做到以战争抑制战争。
战争基础方面，孙膑指出政治和经济条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强兵”必先“富国”，只有具备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作为后盾才能做到“事备而后动”。他又指出民心军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战争必须顺应民心军心，要做到“得众”、“取众”。
战争认识论方面，孙膑提出将领要知“道”，“道”就是战争的规律。孙膑认为作战时人众、粮多、武器精良等因素都不足以保证取胜，只有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指挥得当，才能保证取胜。为此他专门阐述了“积疏、盈虚、径行、疾徐、众寡、佚劳”六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矛盾，还对“奇正”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将领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矛盾的作用，把握了这些矛盾的转化规律，才能利用微妙的变化出奇制胜。
战略思想方面，孙膑强调“必攻不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进攻敌人防守的薄弱环节，不仅能够有效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能够转换攻守形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战术方面，孙膑提出“因势”、“造势”的思想，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在具体的战术方面，孙膑对阵法进行了专门论述，进而分析了攻击各种战阵的对策。他还专门论述了攻城的问题，把处在不同地形的城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两类，论述了当时攻城的策略与技术。
在军队建设和管理方面，他首先对君主和将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将领必须忠于君主，君主不应该干涉将领的具体军务，将领要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他又对将领的素质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将领应当具备义、仁、德、信、智五个要素，他还分析了能够致使将帅作战失败的品德缺陷。最后，他就管理队伍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可以概括为任用贤能、严明纪律、奖惩公平、赏罚及时等。
而孙膑因其战绩和军事巨著被后世称为兵家四圣之一的“计圣”。唐德宗时将孙膑等历史上六十四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宋徽宗时追尊孙膑为武清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第三位：尉缭（生卒年不详）
尉缭，魏国大梁（今开封尉氏县）人，战国兵家人物，战国末期著名军事家，本姓魏，名缭。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因被秦王嬴政封为国尉（掌管秦国军政，主持全面军事工作的高级武职），故改称为“尉缭”。《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他的著作《尉缭子》时又称其为“尉缭子”，是鬼谷子弟子。
尉缭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国内形势稳定，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在秦王嬴政东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尉缭担任了作战总策划和全局总指挥的职务，主张“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在战略上把握大势，制定出其不意的战略方针和进攻计划，在战场上统筹各作战方向的军事行动，为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但尉缭认为嬴政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多次尝试逃离嬴政为他安排的住处。
尉缭在其著作《尉缭子》中对当时战争总结为，要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他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这是非常积极的。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道胜、威胜、力胜”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
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在具体的战术上，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如在列阵方面，他提出，士卒“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阵，有坐镇”。这样的阵法，错落有致，便于指挥。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尉缭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
《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并称为《武经七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王国富民”，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诛暴乱，禁不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
其次，《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说：“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非常重视政治教育。
第三，《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兵以静固，以专胜”（《兵权》）。《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也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四，《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表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时该书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朝鲜，对其军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对日后秦国统一六国、开行天子之事提供了理论准备。
《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尉缭被誉为兵家四圣之一的“尉圣”。相传，汉初三杰之一的“兵仙”韩信，就是尉缭退隐之后收的弟子。
孙膑、吴起、尉缭加上春秋时期的兵家鼻祖孙武，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被并称为“兵家四圣”，这也是对这几位兵家代表人物成就的肯定。《幼学琼林》也曾总结道：“孙膑吴起，将略堪夸；穰苴尉缭，兵机莫测。”身为战国顶尖四大名将的白起、王翦、廉颇、李牧，与兵家四圣比起来，在军事成就上还是要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