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9-24
“现代性”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阐释的关键词。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便是:“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的出现使得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找到了一个更具有整合能力的阐释平台,改变了以前那种单凭“走向世界”的激情而从不同知识概念体系中任意支取话语的状况。从“现代”而到“现代性”,虽然是一字之差,却包含着对于一种知识话语的自觉的追问和清理。通过知识的清理,我们过去关于“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的或零散或随意或飘忽的认识都第一次被纳入到了一个完整清晰的系统当中,并且寻找到了在人类精神发展流程里的准确的位置。最近10年,“现代性”既是中国文学批评界所有译文的中心语汇,也几乎就是所有研究的话语支撑点,在我们这种“翻译”与“表述”的同一性的背后,更有中国与西方理论命题的同一性。对于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向世界”而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同一”似乎就是他们日夜渴望的“与世界同步”、“与国际接轨”,难道经过20多年的努力,当代中国的学术真的是弥合了人们所焦虑的那种与西方学界的“鸿沟”,站到了与现代化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的起跑线?
然而问题却显然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在我看来,就在我们今天的学术话语中,漫天飞舞而身影模糊的批评概念当中,分明也出没着我们的“现代性”。现代性,固然有它区别于1980年代“走向世界”、“现代化”诸激情的相对明晰,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频繁登场当中,却也照样呈现出了十分复杂以至含混的特征,如果不进行研究语域的划定,许多的研讨都无法真正地拓展,甚至基本的对话都无法进行。
在今天我们关于“现代性”语域的种种划定当中,继续追踪它在西方学术思想发展中的来源与演变是一回事,但更迫切更有价值的却是考察能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思想的理解产生决定意义的“现代性”含义:包括它的来源、效力与演变的过程,更包括我们是在怎样的与西方有别的立场上“需要”它、“改造”它。在我们进行这样的考察之前,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事实便是,我们引以证明的材料本身就存在一个话语混乱的现实,这种混乱本身才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本来面目。换句话说,如果不对当今流行于世的“现代性”概念进行细致的辨析和梳理,我们自己的阐释也会陷入到艰难的境地。
如果说,在对西方“现代性”概念的梳理介绍过程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① 这里有两种现代性(即所谓世俗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分歧,也有卡林内斯库所说的面孔的五种: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与后现代主义。那么,如下的判断可能对我们更加的重要:最复杂的“现代性”概念其实还不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领域里,恰恰是在所谓的“现代性”进入中国以后,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导致了对“现代性”意义的复杂赋予。在今天,无论阐释“现代性”知识系统本身还是阐释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都必须首先面对概念芜杂丛生的事实,这,就是我们课题的真正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