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第一个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重要案例是1763年结案的Wilkes诉Wood案。惩罚性赔偿被施加于一个出版商。大法官解释到，惩罚性赔偿满足了受害者，惩罚有过错的一方，防止该行为在将来的发生，并且体现了陪审团对不当行为的厌恶。在当时，法官一般对侵权案件施以惩罚性赔偿，包括袭击、错误囚禁、诽谤、引诱、恶意诉讼、以及过失。当时，这时候的惩罚性赔偿并没有在合同违约案件中适用。
在1964年，英国上议院在Rookes诉Barnard案件中大大地限制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在该案件中，原告声称一个贸易委员会的错误地导致了他被雇主解雇。陪审团判决了7500英镑的惩罚性赔偿给予原告，当时上诉法院改变了判决，认为该委员会没有进行任何的侵权行为。英国上议院认为该判决关于责任的内容是合适的，但对于赔偿的问题另外进行了审批。
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问题，Devlin大法官认为，只有在三大类的案件中，惩罚性赔偿才是适当的：
（1）政府工作人员而为的压制性的、武断的、或者不合宪的行为导致的案件；
（2）被告的行为经计算可以盈利，从而超过了对原告的补偿；
（3）法律明确规定的惩罚性赔偿。
为了符合第一大类的要求，一个案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存在压制性的、武断的、或者不合宪的行为。上诉法院认为，这些词应该被分离地来理解。即时一项行为既不是压制性的，也不是武断的，但如果是不合宪的，仍然可以满足第一大类案件的要求。其次，该行为必须是由正在行使的政府权力所为。上诉法院详细地解释了这个要求，其认为第一大类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包括警察、地方政府官员及其他官员的行为。
至于第二大类的案件，行为计算的结果是盈利。Devlin大法官解释到，该类并不是限定在严格的赚钱的意义上。它扩展至任何被告试图以原告之物为成本获取利益的行为，而不管实际上他是否能够得到。如果仅依据侵权进行补救不充分，惩罚性赔偿可以在任何必要的时候对错误行为者进行教育。
第三大类指的是惩罚性赔偿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是被允许的。由于很少有法律包括这样的授权，所以这样的惩罚性赔偿主张是极少见的。
在1993年，AB诉South West Water Services案件中，上诉法院极大地限制了惩罚性赔偿的案件类型。他们认为公共损害行为不能支持惩罚性损害赔偿。他们分析，一项侵权行为为了满足Rookes案件中要求的前两项条件，必须是在Rookes案件之前，便可以施加惩罚性赔偿。而公共损害在1964年以前并没有被施以惩罚性赔偿，所以不能提出这样的主张。
AB案把第一大类的案件限制成仅包括恶意追诉、非法监禁、袭击和殴打。此外，把第二大类的案件限制为仅包括诽谤、侵入土地、对业务的侵权性干扰。因此，惩罚性赔偿在一些案件中便不能适用，比如疏忽、公共损害、欺诈、专利侵权，以及基于性别、种族、能力的非法歧视。
2001年，英国上议院在Kuddus案件中否认了这些限制。该案件中，原告控告一治安巡警，理由是不当的职务行为，并且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要求。初审法院认为，该不当职务行为并不是1964年以前可以施加惩罚性赔偿的行为，所以拒绝了原告的诉求。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原告于是上诉到上议院。
英国上议院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并不应该仅限制在1964年以前便存在的行为种类之内。上议院认为这样的要求是非理性的。Slynn大法官解释，在旧的制度下，一项惩罚性赔偿的请求能否被支持，并不是基于一定的原则，而是基于诉讼的具体情况。他还补充到，这样一项严格的规则会限制法律将来的发展。上议院的结论是，决定一个案子是否可以支持惩罚性赔偿，其重点不是行为的原因，而是侵权行为当时的情况是否符合惩罚性赔偿的三大类要求。
Kuddus案件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惩罚性赔偿可能适用的范围。一般而言，原告可以在任何侵权案件中要求惩罚性赔偿，只要当时的事实显示该案件符合三类要求的任何一种。这些侵权案件包括疏忽、以及因性别、种族、能力引起的不法歧视。但是，合同违约案件仍然排除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在英国，关于惩罚性赔偿还存在六项限制性规定。第一项是“当且仅当”测试。法官可以在“当且仅当”补偿性赔偿不能完全惩罚被告方、阻止他人类似行为、以及表现法庭对该行为的厌恶时，判决惩罚性赔偿。第二，原告必须是被告不当行为的受害者。第三，如果被告方已经因其错误行为受到处罚，则再施加惩罚性赔偿便不再适当。这项原则建立在一个人不应因同一行为受两次处罚的理念之上。第四，共同原告人的存在可能会限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定这项限制是因为，在存在共同原告的情况下，可能有些原告不知情，或者他们没有到法院起诉，或者他们不是压制性、武断或不合宪行为的受害者，所以，法庭无法在他们当中进行一个合适的赔偿金的划分。第五，如果被告是依诚信而行使，则再施加惩罚性赔偿便不正当。第六，如果原告的行为导致了或者部分导致了不当行为的发生，则他的行为可能排除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至于惩罚性赔偿的额度，法院曾考虑过各种因素来决定赔偿数额，包括被告的财产状况、是否有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参与、是否原告的行为加剧了行为的发生，等等。在英国，陪审团评估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传统的做法是，仅提供一个合适的赔偿数额的一般原则。但在1997年，上诉法院在Thompson案中，指导法官在帮助陪审团决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上诉法院认为，审理法官应该向陪审团解释：
（1）原告已经就其所受损害得到了补偿，而且任何补偿性的或者额外的赔偿都是对被告的一种惩罚方法。
（2）陪审团应当仅在基本的或者额外的赔偿不足以惩罚被告压制性、武断或违宪行为的情况下，才处以惩罚性赔偿。
（3）惩罚性赔偿对于原告方是一笔额外之财，而且应该考虑到该数额将无法再由警方用于公共利益。
（4）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该不比对被告行为处以刑罚的数额更大。
上诉法院同时列出一些框架，指导陪审团用以决定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合适数额。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在这些案件中的数额不应少于5000英镑。事实上，法院注意到如果数额小于这个数的话，惩罚性赔偿便不恰当了。它补充到被告的行为尤其应受到谴责，可以施以多大25,000英镑的惩罚性赔偿金，同时50,000英镑是该赔偿金的上限。此外，上诉法院认为如果惩罚性赔偿超过了基本损害赔偿的三倍，则不太适当，除非损害赔偿的数额相当有限。
在英国，极端的惩罚性赔偿金是被禁止的。因为英国法院传统上对陪审团的决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他们极少会因过分的惩罚性赔偿金而取消陪审团的决定。一项惩罚性赔偿一般不能被撤销，除非它的数额过于巨大，以致12个理性的人不应该合理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在该数额和案件的事实之间无法实现合理的比例。但是，在1990年的法院和法律服务法案中，上诉法院被赋予一项权力，可以撤销陪审团决定的数额，并另外决定一个数额，只要上诉法院发现陪审团的数额过于巨大。在这项变化之后，在大量和不适当高额赔偿金有关的案件中，上诉法院对赔偿数额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在很多案件中大大减少了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
总的来说，应该体现出一种趋势，即扩大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范围，但对其数额进行限制。为了减少决定数额的任意性，法院也在努力指导评估赔偿金数额的陪审团和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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