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公共语言，在正式场合讲普通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地域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相冲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地域差异明显，语音、词汇、语法不同，沟通不便，影响社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地区交流的不断加强和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客观上需要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消除跨地区交流中的语言障碍，解决贫困问题方言局限性引起的交流。在这方面，普通话的出现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大势所趋，也是社会取得重大进步的标志之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在内部，“推将军”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在外部，“推将军”有助于维护统一的国家形象。
基于普通话的重要性，它已被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方言除了普通话之外，还有文化价值，所以“包房”也是必要的。首先，方言是地域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和积累，是地域文化的重要体现，甚至是一块活化石。”方言是表达中国多元文化的最自然、最重要的基础。可以说，方言史是一部地域文化史。
其次，从语言生态的角度看，“包方”不仅关系到方言的生存，而且关系到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同时，保护方言也是保护一种新鲜的文化符号。由集体智慧和实践形成的口头传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必然的重要方面。
保持地方文化特色和生活情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思考如何在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生活着，讲着亲切的家乡话。是啊，正如杜甫的<<回乡偶书>>中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回到久别的故乡，人面不识，乡音未改，这是回乡的凭证。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浓浓的乡音更能打动人的心灵？但是在外漂泊的游子是否坚持讲自己的家乡话呢？试想今天的我们，比如北方人到南方去，说什么话，才能和别人沟通？唯有普通话。
有人担心一些强势方言如粤语、东北话、以上海为中心的吴方言等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也有人担心推广普通话会消灭方言，使方言的实用价值消失、方言承载的地域文化萎缩。那么，如何认识和处理推广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呢？
教育部的权威人士曾说，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一向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原则。据一位在汕头供职多年的干部介绍，当地归侨基本上是“与家乡人讲方言，与外地人讲普通话，与外国人讲英语”，见到家乡人说说方言确实有一种同根同源的亲切感，当然也有有意维护“故乡情结”之意。但他又认为，如果不分场合与对象刻意保护方言，就可能在心态上形成一种“方言优越感”。特别是在国内一些有上百万流动人口的经济发达城市，如果以方言昭示这种优越感，甚至故意捉弄不懂方言的外地人，也会导致外地人的反感，不利于交流沟通。
普通话是国家法定的公用语言。在正规场合说普通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与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冲突。出于适应交流的需要，如今许多香港、澳门人都在积极学说普通话，同时也没有妨碍他们在非正规场合讲方言。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付程的话说，只有越规范的语言，自由度才越大，传播范围才越广。
“文明素养首先是靠用普通话表达和交流被人认识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调研员郝阿庆这样说。在一个市场化的知识共享的环境中，学会与不同人群、用不同方式沟通，将成为每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先决条件。这种沟通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学会使用普通话。
方言是我国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源，在语言交际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邻里之间谈谈家长里短，说说方言何妨？地方戏曲，如果离开了方言，还能不能为人们接受？地方电台或电视台适当用点方言播音也无关大局，但是中央台不能，因为面对的是全国听众。在教育、宣传、公务活动和公共交际中必须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非歧视方言，更不是消灭方言；方言是汉语的地方变体，是局部地区人民群众的交际工具，可以为普通话起一定的补充作用，比如方言可以为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群众的沟通服务，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增进亲情乡情的作用，在艺术领域中发挥繁荣民俗文化的作用。“把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学习方言会不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呢？应该看到语言的演变是个历史现象。既不能揠苗助长，操之过急；也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五十年前在推广普通话上有些急躁，那时的目标是汉字拼音化。如果当时不搞拼音化，这样许多方言将会长期存在。某些地区在课本中介绍一些当地方言，对于保持当地的文化特色、生活情趣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如何在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两者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