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梭伦的法令，雅典的全体公民将按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这一制度虽然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的政治权利，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这就打击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当时，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400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是德拉古法，它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写的。对此，梭伦建立了新的陪审法庭，所有年满30周岁的公民都可出席法庭。法庭成员用抽签的办法选出，陪审法庭监督担负国家职务的人员活动，保护雅典人民的利益。同时，雅典的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按氏族、族盟和部落来组成，而是根据财产的等级。头两等的公民在骑兵服役，第三等级组成重武装步兵，轻装部队和海军由第四等级组成。
梭伦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
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梭伦的改革获得了雅典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梭伦颁布这些法律的时候，整个雅典都沸腾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
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屏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着各项改革法令，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
“此法律的有效期为100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这种情景是对梭伦改革的肯定，只有成功而合理的改革，才会获得人民的拥护。
恩格斯认为，梭伦的改革与国家起源有关。恩格斯说：
“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迄今所有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
梭伦在首席执政官任满后，即放弃全部权力离开雅典去远游了。据说他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话和美淡。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