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语文老师的教学方法

如题所述

我国古代语文教学对现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本文2000年7月于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美教育研讨会”上宣读发表;2001年9月发表于“全国基础教育论文集”-P420.(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实验中心编.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文发表时候作者姓名:广东省汕头.潮阳市第三中学李统轶)

正文
汉语作为母语,是中国语言教学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汉语(作为母语)教学圈内自上而下思想特别活跃,许多专家和教师对语文教学成效持相当严肃的态度,反思的内容已涉及到教学指导思想、教材设置、教学方法诸方面,并已达成相当成熟的共识。
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8年,吕叔湘先生说:“十年义务教育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却是大多数人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2700课时,接近中小学全部课时的30%。然而,每年全国有几千万青工在补课。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会记笔记、写不了实验报告、病例。至于硬笔书法更是众所周知的差。”吕叔湘先生这番话成了语文教学界反思的导火索,也被认为是建国30多年—-主要是文革十年――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非正式“总结”。
1992年3月20日《文汇报》就如何改进语文教学组织了一场很有影响的讨论,陈钟粱老师再次提出那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即“我们的学生花在语文学习上的时间最多,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却不强”。其原因有:①语文教学过去偏重内容与篇章的分析,削弱了最基本的语言训练。②围着一张考卷转,片面追求升学率。③教学形式主义盛行,不讲实效。
很多老师紧随其后,有些老师指出目前的公开课(观摩、经验交流、实践、精讲……)已完全流于形式,存在以下几大弊病:①重讲轻练、以听代练。②刻意求利、获益不多。③重视听课、忽视评课。
有些老师指出:“当今中小学语文课的最大弊病就在于老师讲得太多”;“在工具性、实用性上下功夫”;“语文教学要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有些老师强调改进阅读教学,开设快速阅读,以适应信息世界的需要。有的老师发现高考作文题不合理,“试卷越来越长,文字越来越多,内容覆盖越扩越大”。以1991年高校入学考试题为例,满满八大页,6000字,内容包括汉字读音、辨形、标点、关联词语、文字鉴赏、句子修改、意义衔接、消除歧义句、长句改短句、汉字笔画、现代文阅读、文言文阅读、外加两篇作文。
1992年第三期《语文学习》刊登了郭宗明老师题为《试论40年来语文教学的总体失误》的文章。对教学指导思想、教材设置与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存在的失误进行了探讨。
1. 指导思想方面
(1),过于注重研究如何把学生教好,而忽视了儿童和青少年自身蕴藏着学习语文的潜能;只注重在如何教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下功夫,忽视了人类掌握语文的特殊规律。
(2),过于注重研究教学法,而忽视了教学主导者(老师)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2. 教材设置方面缺乏权威性、规定性、稳定性。
五十至七十年代以来盛行的“五大块”教学法(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只注重师生对课文所表现出来的背景、内容和语言现象的分析及研究,而忽视了学生对课文本身的消化和吸收。
对“五大快”的弊病,郭老师描述得特别精确:“我们的语文教学不是去引导和要求学生在特定的阶段掌握一定量的语言材料,而是几乎不分阶段的大规模地对语言材料提出问题进行分析。”我们的教学目的明明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而实际上的做法却是在同学生分析语言现象。比如说,不是要求学生会写一定量的汉字,而是要学生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那实际上是文字家的事);不是要求学生掌握和正确运用一定数量的词汇,而是要学生分析词、短语的组合方法,甚至词中的语素的原意(那实际上是语法学家的事);不是引导学生猛练作文,而是尽在一些“比喻和比拟的区别、借代和借喻的区别”等纯理论问题是兜圈子(那实际上是修辞学家的事)。
汉语老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非常敏锐,敢于从宏观高度讨论问题。但是,由于未经过现代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洗礼,他们考虑问题,尤其见之于表述时,更多的用的仍然是旧语文学的范畴,其语言风格带有更多印象、直观、非逻辑的色彩。这个问题体现在语文教学的各级专业杂志上,相当一部分争鸣文章和原则关涉不大,实际上是文字“岐义”之争,由于未能引进新的理论体系,新的范畴、术语,大量的文章由于限于个人经验的狭窄,不能上升到规范语言和公认一致的理论层面,造成智慧和经验令人痛心地损失。叶老生前曾呼吁“愿语言老师和语言学科的工作者通力协作研究语文教学,做到尽快改进语文教学。”用心诚然良苦,可惜知音不多。事实上,经过我们的观察、比较和分析,中国语言教学,存在的问题首先体现在“教室政治”,即师生关系上,“教师中心”论几十年没有被清扫过。学校名义上是为学生设立,但由于事实上的无视学生的根本利益,教师素质从来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教师上岗前没有任何资格,学生关于教师工作的反馈意见毫无意义。低能的教师充斥课堂,他们的工作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官方或民间机构的严格的审查,他们只能是照本宣科,没话找话。如:“儿童的‘童’字,上面是一个树立雄心大志的‘立’,下面是白求恩大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里’。”他们即使想关心学生的运用语言能力,但由于自己本身不会读书,也写不好文章,只好站在讲台上没完没了地胡说,怎么可能去培养学生的四会技能呢?其次,体现在教学方法上,一味以灌输为主,繁琐哲学,最后,涉及到科研,对教学的评估,许多人几乎总是下意识地把问题绕开,回避中国语言教学的最大问题:教师素质较低,学校教育仍然是“教师中心”的价值取向。许多研究没完没了地象在分析茶叶的成份、杯子的质地、乃至房间的温度、沏茶的时机,但很少有人承认沏茶主要只涉及水温和茶叶两个方面,水是凉的,生的,茶叶优劣,这些重要事实被掩盖了。
“五大块”是一个毛病,注重语言形式的传授,忽略了四会技能,实际能力的培养。用教代学,用讲代练,“无限的输入压抑了习得者的观察力、推断力、创造力。损害了习得环境的丰富性”,反而妨碍了学生学习。“五大块”是高度程式化的,无视教材阐释处理的多元意义、形式,无视学生的个性、起点。
然而,语文教师们的探讨是“寻根”,寻到古典语文教学的遗产中去。对我国古典语文教育传统的反思,最早的开拓人是张志公先生。他的《传统语文初探》最早印行于1962年10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张先生1984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他是怎样系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当时是出于一种基本否定的偏见开始研究的,后来,他逐渐发现古典教育是一座“宝库”,在1962年的政治形势下竟摆出这个观点,可见,这样做是需要一点学术良心的,发现这个“宝库”有些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借鉴:
1. 集中识字
   儿童入学的头一年,一年时间内集中认识2000个汉字。(汉字常用字5000-6000)
 汉语属非拼音文字(形音之间没有联系)古典教育能在6-7岁孩子身上解决汉字的1/3,的确是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成就。这项成绩关键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配套成龙,通用上千年。富于知识性、生活性、趣味性,而且易于上口,言韵合撤,而且三本书上没有多少重复字,堪称古代文化的奇迹。
2. 识字、写字分别进行
识字课外设写字课。而且练习字有合理顺序,先描红,后习字,先大楷,再中楷,后写小楷。
3. 句子训练一属对属对(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的好处很多:①不知不觉有识字而向造句过渡。②初步做诗训练。③掌握大量的平仄音韵知识、技能。④在练习中学习修辞知识。 
4. 作文训练
八股名声今天虽然坏,但现在许多作文教程也少不了“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几种类型,也要先写主题句。提出问题,然后进入正文,加以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古人叫“起、承、转、合”,给作文规定了一定的模式。张先生认为传统语文教育的毛病存在:①忽视口语、重视完全脱离实际应用的书面语。②培养目的是选吏。
从纯技术观点看,传统语文教育质量之高远非今人可以相比。即使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虽然潦倒、愚腐,一无所长,一个旧制度的牺牲品。然而,我们谁也不会怀疑那个时代的秀才,几乎都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不费力地完成从悼文到七绝,从新春对联到学术论文的任何实用和理论文体。至于他对古代经、史、子、集的阅读能力,怀疑也是多余的。
自从张志公先生之后,1991年8月张隆华教授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正式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的一部教育通史,上起先秦,下至20世纪80年代,涉及无数史实,时间跨越2000余年。论述的问题关涉到教育宗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材教法各个方面。和张志公先生60年代“披沙捡金”的保留态度相反,张隆华教授一开始就是“本着继承发展传统语文教育的必要性”这一点出发的。据顾黄初教授说,近几年甚至有人公开提出要恢复传统语文教学法。立论依据是语文教学实际效果“‘五四’以后不如‘五四’以前,抗战以后不如抗战以前,‘文革’以后不如‘文革’以前”,“在语文教学方面,现代人搞不过古代人。”这听上去很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偏激,但是近现代语文教学盲目引进拉丁语言的形态语法范畴,把汉语切割得七零八落,给语文教学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确实是值得今人反思的。其实,文言文和现代汉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是共通的:
1、语言教育总是对母语语言的识别、书写、理解、运用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活动。一种语言道德体现为一套符号系统(语音、音素)。其次,由于人们运用这套符号的系统有四种形式(听、说、读、写),语言又可以理解为四种技能。最后,运用这些技能的目的,决定了语言是一种用于交际的工具。
2、汉语教学的失误,通俗的说,是丢弃了传统、失去了自我。张志公先生建议用新观点——撇开拉丁范畴——重视研究汉语,但伤害已经造成。语文高考的“覆盖面越来越大”说明拉丁语法体系和规范侵入汉语语言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3、汉语的教学的弊病是注重分析语言形式,忽略了语言的实质是用于交际的工具。解放前,汉语教学“翻译法”,后来改成白话文,许多人又搞出“五大块”,回避问题的实质即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没话话”、“装着在教”。无怪乎吕淑湘先生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齐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换言之,没学好是遇人不淑,学好了是自学成才,老师呢,“装着在教。”汉语界老前辈对古典语文教育的反思确是对改进汉语教学有重大启发意义:
1、属对训练熔语法、修辞、声韵、文化、诗学于一炉,是把情景教学原则落实到书面语层次的成功典范。
2、集中识字。
初级基础的具备,就应该力争解决词汇问题,主要在运用中,也要注意死记硬背,如词汇、诗歌、名篇、范文。
3、教学目的更科学。
古典的考试导向把平时的教学各环节调动起来:阅读为了写作,吸收为了产出。语言教学的成功的关键在于立足于产出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吸收能力的培养,这正是古典语文教学成功的秘密。

注:1、中国语文,1979年第8期。
2、《我和语文教学》刘国正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37页。
3、参见第167页。
4、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2年第9期。
5、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3期,汉语语法的再研究,第1页。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YWXK2011210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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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kan.com.cn/Article/wjlt/wjlt200932/wjlt20093240.html

2000多年前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而精深,它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一座文化宝藏,它是植根于传统文明基础上的教育思想的宝库。研究并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必定对我国当前的语文教学改革大有裨益。
一、“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对现代学生观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言论记录《论语》里,孔子认为人们先天本性相差不大,个性的差异是后天形成的,“行相近也,习相远也”,所以他很重视后天的教育工作,主张“有教无类”。而我们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人为的划分一些我们教师自认为“不可教也”的差生,而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和要求。表现在平时偏爱学优生,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了全体学生,漠视中等生,厌恶乃至放弃所谓的“差生”。造成这样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应试教育的影响等,但教师的教育思想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教育教学究竟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还是面向少数精英的?是培养合格公民的还是仅仅为了选拔人才的?当下的素质教育改革要求面向全体学生,对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我们不仅要打破“差生”不可教的思想禁区,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差生”更需要教育的观念。事实上,这些学生之所以在某些方面落后于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教育本身,而不在于学生的先天素质。孔子在2000年以前就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所以我们更应该对每一个学生负责,尤其要加强对“差生”的教育,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每一位学生在学校成绩上整齐划一,而是在现代社会,每一位学生在某些特定方面都有所进步,从而有益于学生,有益于社会。
二、孔子平等的师生观对当代师生观的影响
孔子一生爱生忠诲,不隐其学,在游学列国中又同学生结下同生死、共命运的关系。师生之间感情深厚,关系密切。孔子的“当仁,不让于师”和“教学相长”的思想,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则表现为师生之间可以相互批评的民主学风。
孔子的师生观是平等的,仅从一件小事上即可反映:孔子见南子,子路甚为不满,又无法解释,只好指天划地的向子路发誓赌咒表白自己:“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样才取得子路的谅解。
我们今天也提倡师生平等,但我们认为的师生平等还仅仅是从人格上说的,即要把学生看成一个人。而更多的时候,这还只是一个抽象的人,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和特长的人,孔子的师生平等还表现在学问和品德上,师生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的问题,事实上当今的中学生知识结构、范围、来源等十分广泛,教师虽在学科知识结构、范围、社会阅历上高于学生,但并不包括所有的方面。有时候,我们教师反过来要向学生学习。我们一定要彻底的解放思想,改变过去那种“师道尊严”的思想,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民主平等的、教学相长的师生观。
三、“因材施教”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诱导教学法对现代语文教学观的启示
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是承认先天差异,但更强调“学而知之”,重视因材施教。孔子常用观察法和谈话法来了解学生,他们不仅是因材施教的前提,而且也是教师进行一系列工作的先决条件,不了解学生就不能教育学生。
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方法的启发诱导。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之隅反,则不复也。”朱熹注:“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即“愤”就是学生对于某一问题正在进行思考,急于解决而又没有搞通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要知道学生怎样思考问题,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所思考,尚未成熟,处于欲言而又无法表达的心理状态。这时,教师要帮助学生明确认识,弄清概念,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即使“发”。孔子要求在形成学生“愤”“悱”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和注入式教学的对立由来已久,孔子是启发式教学的首创者。孔子的启发诱导式教学原则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教学改革有极大的启发。当今的素质教育要求在教育教学中充分发挥学三更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学会思考,独立的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该原则要求正确处理教与学的关系。
1、 建立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发扬教学民主,充分尊重学生个性,进行启发诱导。
2、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学会思考问题的方法,培养独立自学的能力。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创设教学情景,在一定的情景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如在语文课的教学中,创设的情景要针对社会上的热点和学生思维中的焦点来进行。启发式教育教学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一以贯之,不断提高效率,增强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四、“学思结合”“学以致用”对现代语文研究性学习方法的启示
在孔子的教学论中,他非常重视“学”和“思”的重要作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其中“疑问”在教学中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学生只要认真的独立思考,必然生疑,疑则生问,问则求解,通过不同的形式解问答疑,学生不仅增长知识,而且还养成了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
如果把“学”和“思”作为孔子教学过程的第一、二阶段的话,那么“习”和“行”就是第三、四阶段。在第一二阶段中,孔子要求学生获得知识和巩固知识,在第三四阶段则要求学生将知识转化成能力。《论语》的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特设了练习、实习阶段,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本领,将“习”纳入教学过程是孔子的一大创造。“学而时习之”的过程,不仅是学生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和形成能力的过程。孔子是第一个将知行一致观点纳入教学过程之中的人,这样就完成了他的学、思、习、行的教学过程。
孔子的这种“血、思、习、行”相统一的观点对我们南今天素质教育中的“研究性学习”也不无启示。“研究性学习”是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在教师的指导下,从生活和社会中研究专题,通过亲身实践,以模拟科学研究的方法获取知识的学习方法。“研究性学习”是用一定的知识原理来指导的学习,它要求学生将“学、思、习、行”真正统一起来。
1、 要有深厚的学科知识。“研究性学习”无论是从课题的研究,还是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目的都应与一定的知识相关,在一定的知识指导下进行的。很难想象一个文盲能从事“研究性学习”。所以要搞好“研究性学习”必须首先学习各科知识,而且掌握各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好综合。
2、 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精神,做到“学思”结合。“研究性学习”是以自立性、探索性为主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要“勤思”、“善思”。
3、 要能够“学以致用”,形成能力,多参加社会实践,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一方面要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原理,另一方面要能够运用原理去解释一定的社会现象,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学”和“用”结合起来,形成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是当前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只会学,不会用”对现代社会是无所裨益的。
五、孔子的道德教育过程和方法对当代语文教育观的启示
根据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及其哲学中的知行观,可将他的道德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道德认识阶段、道德情感阶段、道德行为阶段。孔子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总是把知识传授和道德知识结合起来,并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对我们今天的德育实践有借鉴作用,即我们平时要把德育过程贯彻到每一门学科的教学之中,从学科教学中挖掘出道德教育的因素。其实在各门学科的内容体系中都包含有丰富的人文精神,比如自然科学家严谨的科学态度,社会学家对社会的责任感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挖掘,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素质。
孔子的教育方法很多,如谨言慎行、言行一致、改过迁善、扬善抑国、自我修养、以友辅仁、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等。这些都给我们现行的道德教育以极多的启示。传统的道德教育强调“灌输”而缺乏情感,强调原则而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重思想而轻行为i,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
1、 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扬抑结合的方法。孔子非常重视自觉地改过迁善,注意用扬善抑过的教育手段,教育效果较显著。
2、 重视自我修养。在德育过程中,孔子正确处理了内省和外察的内在联系。“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着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我们家田的德育中如能唤起学生自觉地“内省”,将道德认识和情感内化为自己的要求和行动,则是我们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教师要在德育中受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特别重视“身教”。子曰“身教胜于言教”,“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教育的人格和教育的道德水平对学生高尚道德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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