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文学的最初构成，除了“五四”一代老作家对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恢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便是“归来者的反思”。“归来者”是指公刘、王蒙、张贤亮等有如下相似经历的一批作家：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少年即受革命影响或直接参加了革命，作为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在50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中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鼓舞下，以主人翁的热情和身份携着他们积极干预现实的处女作走上文坛。但是在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中又饱受批判和迫害，直至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才获得平反。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们的作品集《重放的鲜花》，便成了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这一批作家由于其特殊的经历，而形成了一种真诚的、坚定的和理性的对待现实的态度。二十几年的底层生活使他们具有认识现实而反思历史、痛定思痛的机会和积淀。在文革后的文学荒原上，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初，面对百废待兴，正处于50多岁的创作黄金期的他们复活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紧张而忧心忡忡的关注现实，毫无保留的坚决支持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坚决同不正确的思想现象作斗争。以极大的热情和真诚为民请命，揭发社会弊端和腐败现象，充当大众的代言人和执政者的诤友。“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50年代初在他们心中树立的理想和信念，经过风化风雨雨的摧残和打击反而更加清晰和现实。从1979年茹志鹃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开始，到1981年间的几年是“反思文学”思潮的主要形成时期。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更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更大的思想容量，揭露极左路线、反官僚主义、揭示社会和历史的悲剧、刻画悲剧人物是他们共同具有的特点。“反思文学”作品往往写尽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凸现政治背景和故事情节的描述，强化批判极左路线和封建思想如何残害知识分子，赞美人性美好和知识分子执著的信仰。由于他们的目的是以此理性地关注现实，因此不像“伤痕文学”那样刻骨铭心和绝望，一定程度上回避了文革的灾难性，因此结局往往是平反昭雪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由于描述的内容往往横跨几十年，因此“反思文学”作品倾向于篇幅较长，又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心情作长篇小说，因此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中篇小说这一体裁。在叙事立场上“反思文学”作品大多采用个人视角和民族视角相联系的方式，使个人的遭遇具有民族灾难的普遍意义。主人公是受难者也是心怀庙堂而忧天下的为民请命者，往往是知识分子，这样便于对历史等大主题的批判和思考。也有少数作品有意无意地用了民间的立场和视角，来反思历朝历代政治事件中的悖论和荒谬。同时“反思文学”作品对于小说技巧的探索也略有成就，有的作品尝试以人物的意识为线索和表现方式，这些都给以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参考资料：《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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