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的“讨厌”之处，亦即喜欢“切切察察”和夜间睡成“大”字，要言不烦，却写得生动而具体。
作者怎样从厌她、烦她到敬她，是本篇的主要部分，写起来就是浓笔重彩，不厌其“繁”了。在作者笔下，长妈妈之讨人厌，无可辩解；她之令人烦，却应加以分析。儿时的作者深感不耐烦的无非是嫌长妈妈的礼节多，规矩多，教给他的道理多，“繁琐之至”。使儿时的作者最不耐烦甚至当做“磨难”的是“元旦的古怪仪式”：大年初一清早一睁眼就要说：“阿妈，恭喜恭喜！”然后再“吃一点福橘”，以求得“一年到头，顺顺流流”。但即使这中间杂有某些迷信、陋习罢，不仍然显示着长妈妈对哥儿的真情关爱吗？也许可以说，这正是由“厌”到“敬”的一过渡，“厌”和“烦”还是略有不同。
长妈妈终于赢得了哥儿的敬意的是两件事。一是她居然具有让大炮放不出来的“伟大的神力”，一是为他买来了他念念不忘的《山海经》。这两件事，轻重却又不同。 散文创作要求散而不乱，紧而不死，能放能收，舒卷自如。
第一次的“敬意”是由长妈妈讲“长毛”引起。“长毛”与长妈妈何关系？这好像是突如其来。但一层一层讲来讲去，讲到了据说让女人“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原来长妈妈竟具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这才使哥儿对她有了“特别的敬意”，甚至原谅了她“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这是由“烦”到“敬”的一转折。 隐鼠事件后，对长妈妈的“敬意”又完全消失了，反而成恨，以至到了“当面叫她阿长”的程度。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好像又是突如其来的。写远房的叔祖，写远房叔祖的太太，写这位叔祖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写他说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这和长妈妈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和对长妈妈的“敬意”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大字不识的阿长，居然把哥儿梦寐以求而始终无法得到的“带画的‘三哼经’”，高高兴兴地买回来了。书虽然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却是作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这就引发了“新的敬意”，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这是由“恨”到“敬”的又一转。
第一次“敬意”源于关于“长毛”的传说，意料不到，而且颇有些“深不可测”，因此“伟大的神力”这“伟大”二字就不免略含难以全信的嘲讽之意。第二次的“敬意”却是来自哥儿的亲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伟大的神力”前面加上“确有”二字，这就是哥儿的真实感受了。
不过我以为，长妈妈之终于为鲁迅所敬佩，大概还由于她的“认真”精神。仍是哥儿时的鲁迅，自然不太可能体认长妈妈的这一特点，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哥儿的感受，但当三十多年后鲁迅撰写此文回忆往事时，就可以看清这一特点了。因此在鲁迅此时的笔下，长妈妈教导哥儿那些繁琐的礼节、规矩、道理，她的态度是认真的，甚至在坚持遵守“元旦的古怪仪式”时，也是“极其郑重”的。她讲长毛故事，态度同样是认真的，甚至讲到她那非常可笑的“用处”时，也是“严肃”的。
毋庸讳言，长妈妈的诸多言行中杂有不少迷信色彩。鲁迅一向反对封建迷信，但在《花边文学?〈如此广州〉读后感》一文中，却赞扬了广东人“迷信的认真，有魄力”。他在这里当然不是主张迷信，他是在强调认真。因此他说：“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取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鲁迅之于长妈妈，当亦作如是观。
长妈妈终于买来了木刻的“三哼经”，由此引发了哥儿对绘图的书的更大的兴趣和更深的爱好。这本“宝书”又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失掉了。长妈妈去世也已三十多年。“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鲁迅以此文记下了难忘的长妈妈，并用这样的结尾给她以深情的祝福。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7119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