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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本文下三毛形象分析
摘要：三毛作品所塑造的“三毛”形象，具有丰富的意蕴，显示的是一种张力结构，这种张力关系体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三毛存在着修辞与模拟的冲突，即写的真实与活得真实的矛盾；就三毛的心灵历程：而言，也存在“流浪” 形象与眷顾“红尘”的矛盾；通过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三毛身上所固有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冲撞。三毛形象集中体现了小本文与大本文双重本文交织互动的复杂情形。由此锻造出三毛形象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关键词：双重本文 三毛 形象
在一般读者看来，三毛的名字总是与一种具有爽朗真诚洒脱的个性、传奇浪漫的经历、热爱生命、追求完美、充满爱心和高贵情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细读三毛本文，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有别于常识认可的三毛形象：“她”不是那个人生舞台上神采飞扬的“少年偶像”，而是身体孱弱、孤苦无依、心灵寂寞的女性形象。研究者大多没有注意到其间距离。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甚至矛盾重重的复杂的三毛形象呢？笔者认为，在三毛作品本文中存在着隐与显、表层与深层，小本文与大本文的交织互动的双重本文的情形。这种双重本文使得三毛作品具有立体的、丰富的意蕴。三毛作品文字简单，然读解不尽、魅力无穷，其原因即在此。笔者试从艺术创作、心灵历程、文化语境三个角度对此作一阐述。
一、艺术创作：修辞与模拟的冲突
诺思诺普·弗莱说：“文学有两极”，一极是模拟，其倾向是“描述逼真、准确”，一极是虚构，其倾向是“讲述一个某主人公什么都能做的故事”。三毛的创作，倾向于前者。三毛的写作，总的来说，是一种“模拟”行为，可谓“写真实”。
三毛“写的是自己”，她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她说“我从来不作解释，我只要展示生命”。三毛在一篇作品中说：“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真实的人物，如果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综观三毛创作，笔迹确系沿着三毛的足迹交待了苍白的雨季少女、快乐的小妇人、寂寞的名女人的心路历程。如此看来，三毛本文当属模拟一极之文学。应该说，三毛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写实手法。她的作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从“我”出发，由“我”展开叙述，这使得作为叙述者的三毛、作品中的三毛和生活中的三毛三者浑然一体，具有一种易为群体认同的“内在性”和亲和力，显得真实亲切，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模拟”风格。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我”这个形象，作者是维护有加的，显示了一种明显的作者意图。这必将导致其写作由“模拟”向“修辞”的转变。而现实中的三毛之“实”与作品中的三毛之“名”本就是有较大距离的。生活中的三毛寂寞孤独，深受疾病的折磨，不似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生活绚烂多姿的三毛。“实”与“名”的距离比将导致模拟（写真实）与修辞的矛盾。尤其表现在三毛名声如日中天之后。
如三毛前期作品，“雨季不再来”系列少女，充满了少年人可贵的真诚与迷茫。沙漠中的三毛伉俪及其周围妙趣横生的家居生活，亦充满了三毛式的真诚与幽默。但是，“三毛热”在台形成后，尤其是三毛以名作家身份返台定居后，本文中的“三毛”在结构的逻辑上就慢慢地由艺术考虑了。“我的看法呢，一个艺术到了极致的时候，到底是真的或假的，根本就不重要了”。三毛形象开始考虑作者与读者的召唤和期待，一个渐渐完美的、凡事有爱心有热情的“我”出现了。修辞走向了文学的另一极——虚构。
然而三毛是个终其生求真的人。所以，其修辞愈接近十全十美的三毛形象，三毛本文中的冲突就越大。三毛自己曾说过：“就内容而言，我还是喜欢早期的两本作品中三毛，因为那时她蛮有童心的。后来，当我在写作时，我觉得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我……”“‘三毛’只是个笔名，可是为喜欢她的真，觉得她很可贵。……可是并不喜欢三毛带来的一些劳累，也不喜欢被访问、座谈会的三毛……”“我多么愿意做过去的我，而不愿做现在的我。”所以，在《银湖之滨——今生》中，三毛希望自己“永远不回到世界上去”，希望“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这个真的三毛不愿回到那个自己被称为“大家的三毛”、处处要透支体力“扮演”的世界里去，她想过自己的生活，因而背叛了艺术创作设想，与修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应该指出，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直接影响了三毛创作的艺术理念，加强了修辞与模拟的矛盾。三毛是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尤其在艺术理念方面，她与道家思想存在着精神契合，这突出表现在她竭力追求本性的真、崇尚自然的理想。而道家思想的求真、“保真”， 老子所言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与修辞本来就是有矛盾的。
二、心灵历程：“流浪”与“红尘”的矛盾
我们进而可探究作家之心路历程。
熟悉三毛的读者都知道，三毛一生许多岁月都在“流浪”。三毛曾游历五十九个国家地区，除了撒哈拉沙漠，南斯拉夫、波兰、丹麦、捷克、德国、美国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都留下她的足迹。三毛的流浪，是有现实原因的，并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她的流浪或是情感的受挫，或是婚姻的失意，或是现实追求的不可得，或是生活中过多的压力及压抑。故可言其“流浪”是对既定现实的一种超越的期待。
三毛的流浪，是有她的理想和愿望的。三毛作词的歌曲《橄榄树》中有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广阔的草原，还有梦中的橄榄树……”如此看来，三毛的流浪，是为了一种诗意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追寻。所以她说：“谁愿意做一个永远漂泊的旅人呢？”“我不是刻意流浪……我不愿意流浪，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中安定下来。”这就更证明，三毛的流浪，是期待超越现实，希望找到精神的家园、灵魂的故乡。
实际上，三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或是无从倾诉的苦闷（如《闹学记·求婚》中三毛收获情书在父母家中高声朗读却无人应答关注）；或是无伴无侣的寂寞（如《背影》中三毛感叹“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梦里花落知多少·明日又天涯》中的苦闷“在任何一个星座上，都找不到我心里呼唤的名字”），成名之后为公众认可的三毛倍感孤独（在电影《滚滚红尘》拍摄之后与林青霞、秦汉的留影中，三毛也是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这种孤独长期占有着三毛。
三毛生前最肯定的两段岁月，却是相对稳定的“非流浪”岁月：一是她婚后的六年，“知足，快乐，简单，如同一个扮家家酒的小孩子”；一是她在文化大学执教，即她自己所言“在华冈当农夫”培养二百颗树苗的日子，“我真喜欢这工作。不是我指引学生，而是在旁边启发他，启发他最灿烂的潜能。这是一个老师很重要的工作。”三毛在其剧本《滚滚红尘》中对韶华的评价形容三毛自己是极恰当的：“韶华一生的追寻，不过两件事情，一、情感的归依；二、自我生命的展现”。当三毛情有所依、自我生命得到最好的展现时，她便不再“流浪”。然而三毛这两段最快乐的日子，前段因丈夫荷西意外丧生而告终，后段因体力透支而中止。而此外诸岁月，三毛一直在寻觅（或曰“流浪”）。
尽管三毛流浪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生活中的三毛对“红尘”是有较多眷顾的。这种对红尘的冀盼，可说是寻求现实的群体的和家庭的认同和归依感。“……我却仍然放不下尘世的重担，我又要回到那个不肯面对自己，不忠于自己的生活里去。”尘世、人群、有人的声音的地方，一直对三毛有格外的吸引力。就三毛个性而言，先天中自卑、过于敏感的性格因素，加上一副孱弱的身体，使在流浪中满心疲惫的三毛格外需要世俗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慰藉，比如读者的认同、媒体的肯定、亲人的呵护。
然而，现实生活中个人情感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写作中得到的毕竟只是象征性的解决，只是自我想象或幻化的符码化而已。于是在流浪的三毛身边我们又看到一个在红尘中的三毛形象，她们是同一个三毛的一体两面。共同组成了一个矛盾复杂的“真实的自我”——三毛形象。真正的三毛形象再“流浪”与“红尘”中游移徘徊，造成了双重本文的复杂性。
三、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冲撞
三毛作品中，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的冲撞是显见的，又是复杂的。
三毛是具有明显的精英意识的。首先，三毛的勤奋写作讲演、忘我教书育人本身就是一种精英立场的最好说明。再者，三毛本文以“我”贯穿始终，娓娓道出“我”及“我身边人物”的故事，其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崇尚自由的品格、追求平等的思想、藐视庸俗的姿态多显见，充满着精英意识。三毛性情高雅、朴实、真诚，她说“做一个匹夫，不是人生最终目的”（《温柔的夜》）。此外，三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秉承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其思想中自然地带有一种精英意识。
但与此同时，三毛的个性及写作，又带有大众化特色，持有一种民间立场。三毛的语言平实、简单、亲切，“我写的书小学生、女工、店员都可以看，我很重视这一点”，极具大众化特色。她强调自己是个“小人物”，她想做个朴实的“乡下人”。而三毛本身，原属“边缘人物”——除了小学念完，初中时自动离开学堂、大学没毕业就跑到国外、终其一生几乎没从事过什么“像样”的职业、喜欢在乡下种田、种花胜过一切。
三毛作品常在畅销书之列，其名字亦常起到文化明星作用，似乎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更为密切。能以此背景征服广大读者群，怕只有当代大众传播的神通广大能起作用。然而，矛盾在于，三毛愈想与大众保持接近，其精英意识愈面临考验。与大众距离太近，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她掉入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沼中去。三毛所处的文化语境，当是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三足鼎立、互相冲突、互相融合的“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互为冲撞的几种因素是造成双重本文中三毛形象复杂化的深层原因。作为其中一员的三毛虽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其早期作品集《雨季不再来》是最好的例子，流行一时的现代思潮、存在主义的悲观、虚无色彩充斥全书）。三毛虽固守于“自己的行星”（三毛钟爱《小王子》），但不免陷入大众文化流行时尚的喧嚣中。三毛虽极具精英意识，但无法不面对大众文化快餐消费其殚精竭虑创作品的事实。
三毛受中西文化影响都极大，故形成其独特的生命哲学观。然而，那些在三毛生命中留有烙印的一段段人生、一种种影响，一旦形成文字，变成印刷品，进入消费群，造成轰动效应后，原来的三毛形象开始经过读者意志和情感上的加工复制，渐渐远离了原来的三毛形象，越来越像读者的三毛了。三毛成为浪漫、美丽、多情、潇洒、好奇、冒险的象征。读者对这个“象征物”的期望值越高，三毛越要透支体力扮演这个角色。原来自然而然养就的优美品质要处处表演给大众看。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感情创伤要展示给大众看。无怪乎三毛后期形象出现了分裂：一方面要继续扮演凡事有爱心、有热情的公众形象，一方面写出“快乐和悲哀都是寂寞”的随想；一方面美化甚至神化已逝的爱人，“荷西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一方面失望于家人冷淡别人寄给“我”的求婚信；一方面因过多致力于访谈、讲演，体力不济，“三月无眠，记忆短路”，一方面逃去美国“等待春天”，把自己交给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文化语境造成的双重本文三毛形象的复杂性，焦点正在于大众文化中的负面效应无情地割裂了三毛人格中最具灵性、最闪光的东西，把三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复制给人看，加大了本就十分敏感的三毛对外部世界的隔膜与距离以及心灵深处的矛盾。
四、小结
概观之，三毛作品中存在的双重本文的复杂情形。就艺术创作而言，本文的修辞与模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冲突：修辞愈倾向于塑造一个完美的三毛，模拟愈远离前者，接近真实的三毛。就其心灵历程而言，她一生流浪，心灵始终找不到停歇的地方、受庇护的场所，所以她格外需要“红尘”之认同，但这些又加剧了她的逃避。就其所处之文化语境而言，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沼、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对这位饱受中西文化浸淫、极具精英意识的作家显然是一种桎梏。以上因素构成一种张力关系，于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也许不那么完美但却更加生动丰满的三毛形象产生了。
经典重读，一篇一篇次第读完了《我的快乐天堂》，《高原的百合花》，《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再回头，又读《撒哈拉的故事》，才觉出那是怎样一种带泪的坚强！生活的艰难和残酷远不是语言文字可描述之万一，更何况她选择的是轻描淡写的美化.再加上《哭泣的骆驼》的动荡，ECHO与荷西简直就是茫茫荒漠里惊心动魄的挣命二人组！
但也正是这种如此鲜明的对比才愈加彰显出《撒》文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很多人只单纯的看了《撒》文就轻薄的妄下评语说什么“文章活泼生动但不够深刻，文言直白而内容肤浅”，孰不知，真正肤浅可笑的却正是他们这些总是想当然而自以为是的自大者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去想任何文章的解读都是要结合它产生的现实背景的！《撒》文的生动活泼，淡泊平静是要结合大漠的荒茫，寂寞和极端的艰苦去看去读去体会的！这样的对比下才能去掉尘世的浮华，体味真正的深刻，了解人生的大境界!
我一直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你就没有资格去苛责别人！这是起码的道德良心与基本的做人尊严。拿自己的失败去指责别人的成功——这不是可笑是可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不是木和风的错，而是林在“人格”上的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