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2.流亡日本 走向激进
3.美国之行 重回保守
4.民国政坛 在激进与保守之间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
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
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
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时代特点决定了梁启超政治思想中带有强烈的救国色彩，由于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在梁启超以后逐渐发展的政治思想里，始终保留了救国强国的感情色彩，在这种感情色彩的驱使下，梁启超对政治的概念及范畴进行下意识地探索，这造成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带有目的性和偶然性。作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梁启超有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品格:其终极政治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和手段是渐进的、有秩序的改良,而不是激烈的、暴力的革命;实现这一理想所要依托和利用的对象,不是力量弱小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力量,而是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当权派。 综观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学界多用“善变”、“多变”、“流质多变”来形容概括。诚然，善变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变”并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因势而变，“他的多变主张正是他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尝试”。梁启超的“变”，也勾勒出了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之艰难历程。我们还应该看到，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尽管多变，但变的只是方法，其救中国、寻出路的基本宗旨是始终未变的，其反对君主专制、坚持民主宪政、坚持渐进改良道路和国民性改造等基本主张是始终未变的。正如台湾学者黄克武所指出的，梁启超一生中吸收了东西方的各种知识，因而表现出复杂多变的面貌，但在多变的表层下仍展现出一定的不变之处。 梁启超过早的离开了人世，但他还是后
孙中山、康有为而逝。孙中山逝世于1925年3月12日，梁启超于次日前往孙中山家中吊唁，对他的死表示痛惜。在两年后康有为去世时，梁发表了葬礼演说，他把他的老师兼同事描写成改良运动的伟大领袖，说康有为比别的任何人都最早、最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两条出路：要么沿着现代化的道路走向进步，要么绝望的堕落和毁灭。然而梁对康在1917年恢复君主政体的行动表示了遗憾。梁启超逝世于1929年1月29日，在他的五十六年生涯中，他目睹了巨大的政治变革——
中华帝国的覆灭，国家主义的复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她领导的如火如荼的运动的开始。他还亲见了另外一些深刻无形的、历史不可记载的事件，即社会精神气质的变化。在他成年生活的将近一半时间中，他的作品对这种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到现在这种影响一直没有停止过。梁在共和国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从未曾像他在死亡的帝国中那样重要，但他对共和国的影响像他以往一样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