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旗帜下的沉思
抚卷于案，初对孔子的话语感到不解：义救鲁奴而不报账的学生受责备，同样是救人一命却收下谢礼的学生反得表扬。掩卷沉思，方觉意义深远。
看问题做事情应以谁为最大受益者为出发点。个人虽然收了贵重酬劳，但最大受益者却是国家和社会，孰大孰小，不言而喻。其实德与利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高树道德旗帜使我们对一切与之稍有偏差的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
古人云：“格超梅之上，品在竹之间；德馨心必正，质雅品自高。”的确，道德是高尚的品格。从古到今，道德是永恒的话题，它是做人的基础，无德者不立。但是我们在推崇道德的时候又往往过激，好像道德与金钱是天生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似的，在评价某个人的道德是否高尚时总会把所有的目光聚集在金钱上，这是不智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首届“最高科学荣誉奖”，若照以上之论，那我们便应认为他没道德吗？不，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稻技术的推广，让中国让世界多养活了亿万人口。相比之下，这500万对于他的贡献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便是以此激励科学家为国做出更大贡献，让世人明白中国是个尊重人才的国家，从而吸引更多的本国人才、留学者和外籍科学家来华工作。“重奖效应”在这几年也确实卓有成效。
雅典奥运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运动员，这件事引起很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但我认为重奖是一种催化剂，可以激励更多的运动员创造佳绩，说不定我们2008年还会因此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呢。不能认为运动员拿了奖金就丧失了道德，女排队员不是集体捐款给慈善机构了吗？无独有偶，来华赚得巨资的皇马队员不也在去年SARS流行时将集体签名出售球衣的巨款捐给了中国慈善协会了吗？
当然，我们不能见利忘义，应该正确看待和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前不久在雷州海岸面对落水渔民有人喊出的“先收费后救人”的话不免让人寒心，韩国某明星借“慰安妇”之名出“写真集”的事件更是让人为之愤怒，这种重利轻德，一心往钱里钻的行为令人不齿
把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处理好，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尤为重要，我们不应偏颇地盗用道德概念，而应理性地看待和处理道德问题。
朋友，让我们用理智去审视利益，用理智去维护道德吧！
【点评】作者用两句话高度概括材料，简捷地引出了话题，入题快；行文紧紧抓住了人们对孔子观点不理解这个关键，提出“看问题做事情应以谁为最大受益者为出发点”的观点，审题准；援引古人的话先退一步，承认道德的重要，再指出片面过激推崇道德的错误，分析实；列举袁隆平和雅典奥运会获金牌运动员接受国家重奖的正面事例以及雷州海岸和韩国演艺圈的反面事例，有力论述了论点，材料鲜明准确。
利与义可以得兼
长期以来，就利与义二者的关系而言，人们普遍认为接受了利就意味着失去了义，似乎利与义之间的关系是非此即彼的，是不可能有机结合的。其实，这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是错误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在义的范围内追求利值得提倡。
孔子有个学生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湍急的河里，就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把他救起。这个小孩的父亲送他一头牛表示感谢，他高兴地接受了。大家议论纷纷，认为他太贪心。可是孔子却对他说，你做得对，因为你的行为向社会宣告：只要冒着危险救了人，无论多大的奖赏你都可以收下，这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去救人。
在我看来，孔子学生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冲破了人们思想上的误区。缺少对“人们思想上的误区”的阐析，即“要回报就是不义之人”，而且要与下文“难道他们就是不义之人”的反问句衔接）当今社会，也有许多像孔子学生这样乐于助人的人，他们也获得了应有的回报，难道他们就是不义之人？雷锋的那种做好事不留名的精神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却不能成为束缚我们思想的枷锁。墨子曾经说过：“义，利也。”这只是简单的三个字，却准确地阐明了利与义的关系。利是义存在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可见，一方面，利益的确是这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道义的前提。另一方面，义又是对利的规约。“非典”期间，板蓝根一下子成为了抢手药，供不应求。不少企业从眼前利益出发，不顾大义，大肆涨价赚钱。面对这种情况，石家庄神威药业却毫不犹豫地选择降价，并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平稳市场上的药价。（作为商业性质的企业，神威固然）重视利益，但从长远看，放弃眼前的小利而选择大义，更能赢得长久的信誉。果然，“非典”过后，神威药业销售业绩一片大好。由此看来，符合道义的利才能长久，神威药业就是将义与利巧妙地结合，既不违背义，又获得了利，利与义的相互结合造就了一个企业的辉煌业绩，利与义不再是孟子所说的“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对立关系。
朱熹曾经说过“利者，义之和。”利与义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是由于符合道义，所以人们才能获得长久的利；正是由于存在着利益，所以人们才能做更多符合道义的事。正是把利与义相互结合，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和谐，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榜样引领我们前行
一件事的发展必有它的原因,好的原因会带来美好,坏的原因会沦为堕落。 一一苏格拉底
孔子因一个学生救人收礼,称赞了他，另一学生救赎同胞并放弃自己垫付的赎金,却批评他了。在我们眼中,前者是功利的,后者才是高尚的。孔子为什么给我们留下相反的答案？（首段涉及材料即可。无须展开）
也许孔子认为，榜样的作用在于对社会行为的一种引导。一个社会总是有钱的人少，缺钱的人多，如果赎人受金被视为不好，哪么谁还愿去做麻烦贴钱的事？做了奴隶被赎的自然就少了。所以孔子认为，子贡赎人不受金，不足给世人做楷模。
同是救人。孔子听了子路的故事却高兴说：“自今鲁国多拯于溺矣。”孔子认为，子路见义勇为，下水救出溺水的人，被救者感恩子路，送他一头牛，子路接受了馈赠。这样为善得报将在鲁国产生深远影响，以后下水救人的事会日益增多。（在对材料的引用复述中展开分析）
同样为善，孔子贬子贡彰子路。（再次强调问题，让思路集中不偏斜，也为更深地分析引导）还因为一般人仅看到不同的行为就比较评议，而孔子看到的不仅是两个人不同的行为，还看到这些行为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因此，他得出不同的结论。
孔子这样的结论，实在源自他对世间人情的深刻理解。我们从来不缺榜样，为何后来者寥寥？我们推崇崇高，为何崇高总在别处？（这是根据上文的话改变而成）收下谢礼的学生虽然收了贵重的报酬，但最大的受益者却是被救的人。人的生命与一头牛，孰大孰小，已不言而喻。其实，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并不完全对立，而是我们判断事物的原则常常极端。道德与金钱也不是天生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我们评判事物不只论现行，还谈到流弊；不只论一时，还看到久远；不仅论一人，还论及天下。那么得出这个非凡的结论的，就不仅仅只是两千年前的孔子了。
千禧之年，首届500万元“最高科学荣誉奖”授给了袁隆平教授。他接受了。这能说他道德情操不怎么样吗？不。他的二系法杂交稻技术的推广，让中国，让世界多养活了亿万人。比之于袁隆平的贡献，这500万实在是微不足道。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是想通过这个榜样告诉世人：中国尊重人才，中国渴求人才。孰大孰小，早已不言而喻。
常识告诉我们：榜样可以引领社会风气。但树立的榜样定要考虑大多数人的水平和境界，如果按照少数优秀分子的标准为大多数人定做制度，那就是完全的空中楼阁。生活中精神固然重要，但物质也不可少。多元化的社会，“鱼与熊掌”常常是可以兼得的。只有互惠，共赢的榜样——才能真正引领我们在道德与生活中前行。（全文9
规则颂歌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孟氏教导子孙们小心谨记，谨记之甚，似生出了规矩既立不容违反的道理。
孔子赞成做善事应有善报，更不能让行善的人蒙受损失。你可能疑问：行善为善，为什么不敌善有善报？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社会的利益与道德的问题，是规则问题。
“ 当一切的规范和禁忌都不存在的时候，你离邪恶有多远？”这是恐怖片《隐身人》海报上的一句话。一个透明人面对那不透明的世界时，潜伏在其心底沉睡的欲望开始苏醒，于是，就有了那个邪恶的隐身人以及这部惊悚的影片。
每个人心底都静置着邪恶，而禁锢邪恶的束缚一旦开启，那么就有了人类历史上诸多的暴行。即使仍在规则束缚之中的人见到禁锢以外的人一次次满足欲望时，他们也会蠢蠢欲动，争先恐后地做“隐身人”。
欲念的压制来源于道德，这是一种来自人类长久社会活动中积累的理念，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是我国古代儒学的中心之道，但古人云：无德必亡，唯德必危。这就是说，没有强制力量的道德是苍白无力的。从这一点来说，法家倡导的“以法治国”才是治理社会的有效的、切合实际的方法，而所谓的“以德治国”只是一种“乌托邦”。
人性所致，我们无法抑制欲念的衍生，舆论力量的攻击，却可以约束因此而导致的行为，这就是规则。我们内心的邪恶或善良可能将某种规律颠覆千次万次，但带有惩罚性的规则使得意外无法出现，从而形成法制社会。因此，我们应牢牢握着规则的准绳，决不违反规则。
纳撒尼尔·霍桑写过：“在看似伤乱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被规范地放在某一个位置，一旦脱离了这个位置，我们将被这个世界遗弃。”他笔下的威克菲尔德违背的是另一种规则，一种社会法则。
正如《麦田守望者》中斯宾塞先生对霍尔顿所说：“人生就是一场球赛，我们都要遵守每一项这样或那样的规则。”是的，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参加这样的“球赛”，只要遵守既定的“规则”，才能将“比赛”进行到底。
个人认为你可以自己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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