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从长期、中期、短期三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长期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过去30年
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到2008年前后经济增长遇到了一些阻碍。在劳动要素方面，有专家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在技术进步方面，过去是靠引进技术和引进管理来缩减跟
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以后的力度则大大减弱了；另外资本投入方面，无论土地约束还是其他外资约束等等，包括企业内部积累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由于这方面的考量，中国经济还能否快速增长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相似之处。
第一，从供需关系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供给开始系统性地大于需求，而当前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例如，2013上半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9%，仍处于2008年国际
金融危机以来的较低水平。其中，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尤为突出。2012年底，这几大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1.9%、73.7%、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上述行业还有大量的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矛盾呈日益加剧之势。
第二，增长动力缺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家电等生活必需品基本在城市普及，而房地产市场化及其引致的新一轮家电、建材消费热潮还未出现，也没有加入WTO的红利，
国有企业改革还造成了失业严重。当前房地产市场化的红利受到压制，WTO红利逐渐收敛，新的增长动力尚不明朗。金融危机后我们启动了一系列促消费的措施，把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甚至扩大到了农村，家电下乡等政策用到了极致，导致耐用消费品后续增长潜力被过分透支。
第三，金融、财政面临压力。20世纪90年代商业银行刚刚完成商业化改制，承担了国有企业改革等历史包袱，不良资产负担沉重，短期内难以轻装上阵。当前银行不良资产率较低，但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方政府债务沉重，同样会限制增长空间。如果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平台债务问题，解决产能过剩和结构调整，银行不良资产将很快上升。
鉴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简单比较，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跟九十年代中国的情况比较类似。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启动了以投资拉动的高增长，之后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动力的缺乏、金融负担的沉重，我国经历了七、八年的增速回调，在低点徘徊了四年左右时间，直到启动了房地产市场化、加入WTO才再次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图1）。目前同样经历了剧烈的经济回调，同样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除此之外，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更加不利的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和人口结构变化也会使潜在增长率系统性地降低，现在的困境比20世纪90年代更大。目前，产能重构并未真正开始，也未见有力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再加上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增加了未来经济向下波动和持续低迷的可能性。根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在2013-2017年下一个台阶。参考国际经验，一个经济体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速增长，增长率下降30%～40%左右，则中国经济增速将由之前的10%左右降低到7%左右。表1展示了基于
麦迪逊数据对GDP的测算结果。
（二）中期影响因素
从中期的发展角度看，疲弱的增长动力、有限的政策空间、过剩的总体产能和较高的企业负债都是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1.增长动力不足
从增长动力来看，过去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两个因素――房地产市场化和加入WTO的红利，然而这两方面目前都遇到了瓶颈。
首先，房地产红利受限。一方面，住房市场需求逐渐收窄。2011年我国
城镇化率达到51.27%，
十二五规划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十一五的年均1000万降到了年均800万，显示城市化带来的住房需求增速将要放缓。另一方面，从历史经验看，我国房地产整体规模扩张阶段即将结束。现在我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从1998年的18.6平米增长到2012年的32.9平米（图2）。参考德国的经验，如果一个国家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0～40平米左右的水平，房地产整体扩展速度将会系统性降低，这也正是中国目前出现的状况。如图3所示，2008年之后，房地产投资在
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系统性降低，房地产投资增速近几年也开始下行。（图3）
其次，多方面因素导致WTO红利殆尽。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导致外贸增长潜力和贸易条件受限。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占
世界贸易的比重大概在4%左右，目前已经上升到了11%（图4），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使得中国外贸增长潜力不断降低，而贸易环境却存在着恶化的倾向 “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另一方面，全球正处在产业链再平衡的阶段，比如美欧等国提出制造业回流政策，鼓励生产本土化，中国面临的贸易环境更为复杂。众所周知，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这些商品不仅仅是来自于传统的商品领域，还来自于高新产品。起诉的国家不仅有发达国家还有
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的贸易环境可谓是“四面楚歌”。图5显示了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数量和反倾销比例，从居高不下的指标可以看出，中国国际贸易环境整体处于恶化状态。此外，要素红利殆尽也使中国出口进入艰难转型期；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使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往
东南亚等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战略客观上要保持人民币币值坚挺，对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不利。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有限
财政政策方面存在“收入不足和支出刚性”的问题。财政收入增速不再像前几年保持高增长的状态，最近几年年增长速度在10%甚至更低，但是财政支出是刚性的（图6）。所以地方政府非税收收入的需求在增加。通过地方政府的财政报表可发现，很多非税收收入呈上升趋势，有些地方政府非税收收入甚至占到地方政府收入的70%左右。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大量地方政府债务使财政问题加剧，数据显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8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一平台在流动性问题上存在较大的风险，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货币政策方面空间也较小。一方面，业已存在的巨大货币存量本身蕴藏大量风险，中国金融机构
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丝毫不比欧美低，所以政府强调“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另一方面，2013年6月后，资金成本中枢上升开始成为困扰市场的核心问题 （图7）。在内部因素（如
影子银行的发展，利率市场化等）和外部因素（新增外汇占款萎缩）共同作用下，社会融资成本不断提高，长此以往必会阻碍
实体经济的发展。
3.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
尽管最近光伏行业出现了回暖现象，仍然有许多传统行业、周期行业和新兴产业，甚至是基础设施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钢铁、煤炭、有色等传统行业，虽然受益于需求改善，但去产能才刚刚开始；航运、纺织、水泥等周期行业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企稳，也实现了价格反弹和明显的投资回升，但去产能并未结束；光伏、风电等行业由于规模小、调整快，去产能的进度较快。产能过剩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浪费，对企业来说将会导致产品积压，利润下滑，而对宏观经济而言，则会导致供给过剩，投资下降，最终阻碍经济增长。图8和图9显示，我国粗钢和精铜产能利用率都有所下降，处于严重产能过剩的状态。
4.企业负债水平处于高位
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融资便利和缺乏硬约束，仍有加杠杆空间，但主要依赖债务维持扩张的模式越来越难；对私营及外商企业来说，负债水平增减的关键是盈利预期，盈利前景不改善，加杠杆空间将会非常有限。如图6所示，工业企业和房地产负债合计/GDP达到138.13%，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即使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企业负债水平仍处于较高水平。
（三）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角度分析，中国处于增速下移后新的中速增长平台，其特点是投资减速、消费平稳、出口改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维持在7.5%。
从外部环境看，2014年全球经济将呈现“双速”格局，发达国家增速会继续提高，但新兴市场国家会有分化，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增速会降低。从表2当中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回暖奠定了全球经济景气回升的主基调，与此同时，日本和欧盟的经济也在逐渐回升。中国最大的四个贸易伙伴，美、日、欧、东盟都是在扩张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将会引起中国出口状况的改善。虽有人民币升值和产业转移的压力，但预计2014年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将仍在10%左右。
国内投资角度方面，由于房地产投资减速，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平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平稳在18%左右。由于去年房地产待售面积与施工面积大，预计今年房地产供给将增大，销售压力增加。按照开发商投资节奏滞后销售的逻辑，预计今年房地产投资将减速至17%。图11显示了房地产投资的领先指标，从这些图形可以看出，房地产的增速将会下行。制造业投资方面，今年虽然去产能，但是新兴产业和升级行业仍然会继续增加投资，出口改善也会带动中国制造业回升，所以判断中国制造业投资平稳。但是基建方面由于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也会限制地方配套资金的投入，所以判断基础设施投资比去年回落。两个减速一个平稳，固定资产投资应比2013年有所减速。
国内消费方面，由于吏治新风更为强劲，公款消费继续低迷，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拖累消费增长；然而占比较大的汽车及石油制品、食品饮料类与服装鞋帽类等消费将稳定增长，所以预计2014年消费增长相对稳定，增速将会维持在13%左右。图12显示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及商品零售和餐饮收入的增速，从该图中可以看出，各类消费的增速都有所下降，大致维持在10%～15%之间。
二、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结构调整
根据以上对长期、中期和短期经济形势的分析，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结构调整。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经济面临外部风险与压力的冲击。美国即将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进入中期升值通道，这将会引致美元回流。目前国内资产价格处于高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外部环境的改变将给中国带来一定风险。因此，中国应该“控泡沫”、“健实体”、“稳金融”：一方面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泡沫，一方面要通过兼并重组、优化资源以求新生，一方面要用市场化手段消化改革与试错成本，及早消除隐患，稳定金融行业的发展。
从内部看，中国正处在“走向成熟”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已经退到次要地位，更为重要的则是分配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增长问题的重要性降低，全社会开始进入更加关注财富分配的阶段，这是工业化自身的宿命，是起飞期财富集中的结果。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将是继续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对今后的政策取向来说，分配优于增长。亨廷顿、村上泰亮等经济学家对拉美国家的模式和东亚模式做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个经济体要想持续地实现增长和稳定双赢，一定要重视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重视对贫富分化问题的解决。然而在增长和社会事务的平衡上，我国显然把前者放到了首要位置。高速增长的后果，例如收入不平等、环境破坏、腐败、资源恶化、资产泡沫、低效率等，正逐渐成为政府烦恼。因此，政府应重视“补充性政策”，注重过往政策的纠偏，而非维持高增长率。 从宏观管理政策的角度看，未来供给管理大有作为，需求管理适用性降低。供给学派“里根-撒切尔经济学”的精髓是推行自由
市场经济、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减税以刺激企业自主投资、国有企业私有化、收紧货币、减少政府支出。中国解决产能过剩，需要使用供给管理手段，首要问题是允许市场出清。当前供给管理的要义是以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为目标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安排。
首先要优化重组低效率的存量资产。
其次降低准入门槛、赋予民营企业平等待遇和公平机会，保护私人财产，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激发企业主体活力。
第三，消除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市场效率，提高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经济竞争力。
三、政策建议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很多困境，但也充满希望。改革开放以来，每当经济遇到重大困难，都是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增长，靠改革来释放经济活力以度过难关，开启经济新时代。新中国成立时如此，三年饥荒后如此，文革后如此，1989年后如此，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如此。这次也逃不出这个逻辑。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中国仍然可以通过制度变革释放制度红利，激发中长期增长潜力。改革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人力资本、稳定劳动人口、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从而稳定或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调整人口政策，延续人口红利
“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促进房地产的需求和婴儿消费，中小城市落户放开助力需求存量调整。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有助于实现人口资源更市场化的合理配置和促进人口在部门间流动，提升全要素增长率。
（二）通过新土改继续房地产资本化进程
新土改强调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下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成功的新土改将继续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低成本土地要素供给、资金和动力。
（三）加快科技投入和机制改革以促进技术进步
研发经费高速增长，科技进步加速，各类高尖端技术在涌现，一些领域和项目上已经实现批量向国外输出，企业部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比例越来越高。
（四）推进国企改革，重焕经济生机
多数时期，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快于国有企业，总资产利润率高于国企，即意味着私人企业的绩效优于国企。三中全会给予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平等的经济地位，给予非公有制经济更多发展空间，将释放低效率的资源占用、有效提升全社会的生产率。
（五）推进金融改革使之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从要素看，汇率改革倒逼经济转型：人民币升值的正面影响是传统出口行业的盈利空间受到大幅挤压，倒逼产业升级和效率提高，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机构看，融资多元化促进资源配置：信托等非银行金融和直接融资特别是债券融资得到快速发展，金融资源对经济资源得以再配置。以私募融资为例，其对于新兴产业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其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力和中小企业、新兴产业发展。
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制，只有落实行动才是成功的关键。与三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相比，这一轮改革最大的阻力是利益集团的阻碍，比意识形态对改革的阻力更大。为此，必须勇涉改革深水区，解决改革难点，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土地二元结构的消除与全流通、民营企业困境、垄断行业放开、政府与市场划界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如果新一轮的改革顺利推进，定会提升中国未来的经济活力和增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