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即政治体制如何，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也是列宁所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经过历史的考察和深刻的思考，起草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未来的新型国家不应该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模式，而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巴黎公社式”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巴黎公社委员，在此基础上组成公社的领导机关；实行“议行合一”，巴黎公社委员会既是最高立法机关，它自身又是最高行政机关，即承担了议会和政府的双重职责，巴黎公社委员会下设一些专门的委员会，具体管理公社的事务，承担政府各部的职责，委员一身二任，既作为“议员”参与立法，又作为政府部门负责人参加各个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实行充分的民主制，所有的委员一律平等，巴黎公社委员会没有固定的常设主席，每次委员会会议设会议主席（召集人），由各委员轮流担任；巴黎公社委员会及其所有的委员都要接受选民的监督，随时向选区的选民报告委员会及个人的工作情况，选民有权随时罢免选出的委员；委员一律实行低薪制，生活简朴，深入民众，不享有任何特权。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模式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肯定。
列宁在设计俄国新型国家政治体制的时候，既借鉴了巴黎公社的模式，又结合了俄国自身的特点。然而，旧俄国留给新政权的政治遗产并不丰厚。旧俄国长期由沙皇专制政权统治，始终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但也没有有效地推进这一历史进程。值得新型国家借鉴的只有1905年革命中由广大革命群众所创建的苏维埃（主要指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这样，从列宁的指导思想和十月革命后的实践来看，新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基本上是巴黎公社模式+作为俄国具体国情的苏维埃。这种政治体制对于巩固红色政权，推动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上，是行之有效的，其历史地位和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它毕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不少方面还需要发展和完善，尤其是一些具体制度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建立和健全。但可惜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解决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往往主要依靠思想政治教育、党内斗争、群众运动、制定和推行时效性很强的方针政策等方式。对此不能完全否定，但问题是其中一些好的方针政策、好的做法没有上升为稳定的制度，而一些当时就不十分妥当的方针政策、具体做法，或者当时行之有效而因时代变迁、情况变化失去功效的方针政策、具体做法，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东西加以固定化、模式化，长期固守。这就使原本并不十分完善的政治体制反而更加僵化，难以改革和完善。一些具体制度的缺陷和不足越来越严重。
其一，政治体制中合理分权和监督制约的具体制度不健全，导致权力配置的失衡和过分集权，容易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而难以纠正。如上所述，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基础之上，但巴黎公社所管理的仅仅是一个大城市，而且时间也很短，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例如立法权和司法权如何合理分权的问题，并未充分暴露出来得到有效的解决。而在苏联，红色政权管理的是一个大国，时间也长，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苏维埃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类似巴黎公社委员会的立法机关，不可能长期履行类似巴黎公社那样的行政管理权，所以，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作为苏维埃的执行机关来履行政府的职责。长期实践的结果，人民委员会的行政权不断扩大和强化，而苏维埃的权力逐渐缩小和淡化，乃至成为后来人们所说的“橡皮图章”。与此相联系，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由于缺乏具体的制度保证而无法实施。政府因这种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位，则容易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这样，巴黎公社的精神和原则实际上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苏维埃权力的缩小和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选民对于政府的监督制约权利的弱化。
其二，在共产党一党长期单独执政条件下，对于如何处理党政、党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问题，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巴黎公社时期，尚未出现正式的政党，只有一些党派存在和活动，其有些代表人物也被选入巴黎公社委员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公社委员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多党派合作的体制。苏俄初期，也曾有多党存在和活动，其有些代表人物也曾被选入苏维埃乃至政府部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局面。但后来由于政见分歧，一些党派对红色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而被红色政权取缔。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就成为惟一存在、单独执政的政党。这是巴黎公社所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迄今为止西方政治体制中所没有的一种政治现象。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好由此而带来的执政党地位、权力与功能、党政以及党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就成为苏联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处理这些问题始终缺乏深刻的思考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基本上是任其自然发展。列宁时期，党作为执政党，直接对苏维埃和政府发挥领导功能并不非常突出，而是列宁等党的领袖和骨干力量通过民主选举进入苏维埃和各级政府部门，对国家的事务发挥领导作用。到了斯大林时期，党作为执政党，才逐渐对苏维埃和政府发挥直接的领导功能，发号施令。执政政党的权力及其执政功能才不断的扩大，并逐步建立了一套高居于政府之上的、与政府机构相重叠的组织机构，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照搬了苏联的这一模式，也产生了同样的弊端。
其三，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具体制度建设没有跟上，致使个人高度集权，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党内民主问题，为了防止个人集权，在党内制度安排上只设立了政治局、组织局等机构，而没有设立中央主席的职位。列宁本人是公认的党的领袖，但在党内的职位也仅仅是政治局委员，党的重大决策都由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当时党内设有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但他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具体管理党内事务的负责人。列宁逝世后，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斯大林个人的权力伴随着总书记地位的提升而不断扩大，党内民主讨论、集体决策的好传统也因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而被淡化、抛弃。而苏联共产党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后来总书记独揽大权的现象。列宁时期，党的监察委员会是同中央委员会平级平权的，即同中央委员会一起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直接对代表大会负责，其主要功能之一是监督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斯大林时期，将监察委员会改为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从而使其弱化乃至失去了对中央委员会及其主要领导的监督制约机制。这也助长了党内个人集权的现象。此外，斯大林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不能像列宁时期那样按时召开，使党内民主缺少具体制度和操作程序的保证，难以落在实处。
其四，干部任期制的缺位和考核任用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和任人唯亲、领导僵化、干部腐败等现象的出现。十月革命后，包括列宁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的干部都相当年轻，列宁去世时不过54岁，担任最高领导职位也不过6年，所以没有来得及制定完善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度，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常轮替、国家政治体制正常运转的大问题，不需要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周密的制度安排。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年轻的时候不去推进这一工作，当他们年事渐高时就更难推进了。正是由于从苏联到社会主义各国，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的缺位，几乎都形成了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而终身制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常轮替、国家政治体制正常运转，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声誉，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里不需要赘述。与此同时，干部的考核任用制度长期不健全，干部的任免、升迁主要由最高领导人和各级组织的一把手说了算，直接造成任人唯亲、裙带作风、家长制、腐败等不正常的现象，使干部严重脱离群众。
其五，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制度和可操作性措施不健全，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百万倍，这是从民主的本质属性来说的。但由于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后，仍然长期以人民的忠实代表自居，认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拥护共产党，共产党长期执政，其代表人物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就忽略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表达和选择的权利，以及相关的具体制度建设。反映在选举制度上，长期实行的是指定候选人、等额选举，选民没有选择的余地，选举变成了徒有其名的“走过场”。这样，各级官员实际上是由上级决定的，而并非由选民选出。因此，他们为人做事向来是惟上而不惟下，主要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而言，这本来是不应该的。
上述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各项相关具体制度的缺位或者不健全造成的；因此，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各项具体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重要使命。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①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以及严格的界定性和公开性，对干部具有明显的约束力，对人民民主以及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具有保障作用，归根到底，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二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国内外环境的险恶，共产党不得不把工作重心放在政权的巩固及其相关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党内斗争和各项政治建设方面。当这些工作初见成效、政局基本稳定之后，又开始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而难免忽视或无暇顾及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建设问题。因此，在社会建设方面，尤其是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存在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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