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农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健康和疾病的思考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表现在医学模式方面，历史上历经几次重要的演变。学术界对医学模式的转变总结为以下几个阶段：
1．神灵主义医学模式 (spirtualism medical model) 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科学知识贫乏，主要是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那时候，无从谈及对肿瘤病因的
自然主义认识。
2．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 (nature philosophical medical model)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自然现象，并努力用自然主义的观点解释肿瘤的病因病机，且在使用中积累了大量有药理作用的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的经验，这是
经验主义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这就有了对肿瘤病因病机的自然哲学的认识。这些认识虽在总体上有其合理之处，但在细节上却失之粗疏，且缺乏实证科学的“判决性实验”证据的支持，故只能是值得重视的众多假说。
3．
机械论的医学模式 (mechanistic medical model) 16～17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
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进步，也影响了医学观。当时，把人比作机器，认为疾病仅是这架“机器”某部分机械失灵。并用机械观来解释一切人体现象，忽视了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以及复杂的内部矛盾。医生的任务就是修补机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以“修理机器”（治疗）为主的机械医学模式。这种医学模式主导下的肿瘤病因病机认识，囿于部分部件的失灵，从总体上说甚至远不及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主导下的——例如中医学的——有关认识来得正确和合理。
4．生物医学模式 (biomedical model) 经过18世纪到19世纪，工业革命转向高潮，基于自然科学和医学高度发展，生物学家、医学家提出了进化论、
细胞学说，发现了微生物等致病因子。这些科学事实使人们对健康与疾病有了较为正确的理解，对传染病的认识及
病原微生物的发现，从生物学角度明确了疾病原因，形成了生物医学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了预防接种以预防传染病，并创建了
免疫学，陆续研制了各种疫苗。几十年来，使传染病发病率明显下降，从有病治病进入
未病防病的时期。这种医学模式主导下的肿瘤病因认识，主要着眼于生物学的细胞、基因，及对它们可产生比较大影响作用的物理、化学、生物因素。并在相关认识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今天的主流性认识。然而遗憾依然存在，至少，生态、社会、心理等因素均未被考虑在内。它要求人们象对待传染病一样，对待诸如肿瘤、心脑血管等疾病。显然这仍是大有欠缺的。
5．生态医学模式 (ecomedical model) 进入20世纪初，人们认识到疾病的发生除
病原体这一外因外，还与人体内、外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有关，进一步提出了生态医学模式。生态医学初级阶段侧重外环境，即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体的作用，而后期阶段则注意到了人体内环境（微环境微生态）的作用，即人要健康长寿，必须内外环境统一，并且要保持体内正常微生物间的微生态平衡，从未病防病进而为无病保健。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国内外发展了多种多样的微生态制剂，以恢复和保持体内微生态平衡，达到保健的目的。从整体来看，这种医学模式，可视为对传统中医的医学模式精神在更高层次的上一种“回归”。因为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体内在的协调，而这些则正是传统中医医学模式的主旨。对肿瘤的认识，这一模式也有其进步之处，因为在它的影响下，与肿瘤发病有关的内外生态环境因素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取得了许多研究进展。
6．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 时代在不断发展，认识在不断提高，人们认识到健康与否或疾病是否发生还包括与社会、行为和心理等因素有关。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倡导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代人们几乎已不再恐惧传染病，但
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
恶性肿瘤等依旧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而这些疾病与心理紧张、环境污染、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等密切相关。人不仅是一类高级生物，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文化、伦理等因素都影响着他（她）。这些因素不仅诱使着许多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并能决定他的健康长寿与否，或许多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因此，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能指导人们更全面客观地观察和解决现代的健康和疾病问题。特别是对极其复杂的肿瘤之类疾病的病因、病机及防范等的认识和应对，将更突显其重要意义。21世纪已经来临，人们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肿瘤防治方面的积极作用，将有更高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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