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变舆情处置理念
舆情引导不是灌输，舆情应对不等于摆平。在新互联网时代，强调信息的共享、互动、联系与协作，要求舆情应对理念从管理思维向治理思维转变，要敬畏百姓，信任百姓，重视民声民意，尊重百姓权利，要摒弃宣传与控制思维，树立大传播的理念，一方面要促进跨部门、跨系统信息的互联互通，构建从上到下、横纵联合的舆情回应与信息发布机制；一方面要加强与传统媒体、新媒体内容分发平台的协调，提升媒体传播信息的生动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要尊重和把握舆情传播规律，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二、用好政务新媒体，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
如今，随着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媒体网络动员能力日益壮大，网络舆情日益复杂，这也为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提出新的挑战。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社会渗透力强的特点，近年来，各地政务部门信息发布工作从“网下”走到了“网上”，纷纷开通微博、微信、客户端，抢占网上舆论新阵地。
政务新媒体的壮大也为信息发布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据统计，2016年在政府响应的400起社会公共舆情事件中，借助政务新媒体作为信息回应渠道的占41%，成为舆情响应与信息互动的主要阵地。[3]扎根于自媒体舆论场上的政务新媒体，与网络舆论具有天然的亲近性、互动性，移动互联网时代，用好政务新媒体，化解舆情危机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面对复杂多变的互联网舆论场发展状况，各级政府部门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以及公众的关切，大力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加强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和公众关切的回应工作。移动政务也在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全国发展不平衡、运营机制建设不完善、联动匮乏、服务效率低等问题，政务新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政府信息公开、网络舆论引导、倾听民众呼声、树立政府形象、群众政治参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完善舆情监测系统，尤其做好风险预警和效果评估
舆情监测包括舆情预警监测、过程监测、效果监测等几部分，目前各级政府机关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舆情监测中心，但当前大多数舆情监测侧重过程监测，预警和效果监测做得还很不够。舆情预警是关键环节，及早准确识别预警信息是提高舆情处置精确度与效率的前提。一般而言，舆情风险等级主要由舆情事件发生的频率与严重性破坏性、两个维度决定。总结以往舆情经验教训，在提前编制社会公共事件舆情危机风险图时，不妨考量好各种风险类型、危害程度/范围、风险等级、薄弱环节、响应层级以及传播渠道等，这有助于从大局上预防、控制舆情热点，减少负面舆论对社会正常运行的干扰。
另外，在舆情监测效果方面，应当明确舆情评价标准，应当主要看舆情责任主体应对处置的正确性及有效性，比如看党政机关等舆情责任主体对社会治理舆情能否做到第一时间响应、回应的专业程度如何、有没有动态发布、有没有治标措施和治本安排、有没有完善制度等，最重要的是衡量舆情责任主体能否使舆情处置过程凝聚各界智慧、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共识、提升公共权力机关社会公信力，等等。
四、做好有关社会政策解读，提高舆论引导力，引导百姓理性发声
政策舆情应对考验着社会各界的解构能量。改革触及各方群体利益，对于新政策、新的改革触及的利益调整与关联，各方往往绷紧神经，社会舆论复杂，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后者往往会带来巨大负面效应。社会公共事件和政策类舆情的产生大多源于媒体与公众对信息了解程度的不对等。例如，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汉中张扣扣大年三十杀人案、北京大兴11.18重大火灾后大面积清退外地务工人员引起汹涌舆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社会事件发生初期政府没有出面及时做好政策解释和舆论引导，以致谣言四起和舆情的非理性传播。
因此，做好权威解读、传播主流声音显得特别重要。国办80号文件也强调：“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等重要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开展政策解读。”政府主管部门与主流媒体要充分利用自身权威性做好舆论引导，做好释疑解惑工作，满足社会的知情权，帮助社会各界充分、正确地认识相关政策，理性发声，避免社会误判。通过引导政策舆情，形成官方与民众、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共同营造起改革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五、线上—线下、事件—舆情、眼前—长远双管齐下实现标本兼治
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下，要打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不仅要重视显性舆情引导即已经公开表达的舆论、，更要重视隐性舆情的监测未经公开表达留存于心的民意或未表露的情绪、；不仅要重视积极回应及引导线上的舆论，更要注重线下行动同步进行；不仅要注重引导舆情实现良性传播，探究引发舆情背后的真正原因，更要注重社会公共事件的彻底解决；不仅要注重眼前问题的解决，更要注重长远制度的共同推进。只有这样线上—线下、事件—舆情、眼前—长远双管齐下，才能实现标本兼治的目标。网络热点案件舆情如何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