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他转到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担任海外特派员的摄影记者，1984年与并购泰晤士报系的媒体大亨梅铎起冲突离职，他的战地摄影采访几乎涵盖了二战后主要的军事冲突，从六日战争到以巴冲突，从比夫拉独立战争到越战，从柬埔寨到萨尔瓦多，从乌干达到北爱尔兰，他拍摄了冲突中最著名的几幅作品，这些作品俨然已成世纪经典：“被炮击吓傻了的美国大兵、骨瘦如柴的白化症非洲战争孤儿、向北爱尔兰老百姓冲锋的英国军队、在巴勒斯坦少女尸体前弹奏曼陀林的基督教民兵……”“战火与受伤没让他流泪，目睹同事尼克．托马林死在戈兰高地、东巴基斯坦那个死在救护站的母亲、乃至于妻子的病逝，都让他悲痛饮泣，尤其是他描写妻子因自己的外遇而饮憾去世的经过，让人忍不住跟着他哽咽落泪。”他第一件战地摄影差事是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采访种族冲突，看到无辜百姓莫名地倒在血泊中，他从那个新婚妻子的泪水领悟战争的本质：政客野心残害士兵与百姓。那套照片为他赢得1964年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奖金，这笔奖金让他辛劳半辈子的母亲和美丽的妻子搬离了贫民区。1968年，他的相机帮他挡了一颗子弹。战争中，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面临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相对来说文字记者可以待在比较安全的后方，藉由访谈写出报导文章；摄影记者不行，为了拍出军队前进场面，得必须和士兵跑在一起，甚至跑在前面，所以摄影记者和军队的关系非常密切，麦库宁提到他有官阶、有佩枪，他跟着军人们一起吃一起前进。当士兵开枪时，他也站在开枪的那一边，纵使对他来说我无所谓敌。
唐.麦库宁18岁的时候应征入伍参加了海军，学会了使用照相机，从军队退伍回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唐.麦库宁的一张街头青年的站片被伦敦观察家报的图片编辑看中，随后他开始为多家报纸拍照。从这之后，他陆续拍摄了大量战争影像，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之一，他两次获得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年度大奖，并于1992年被授予大英帝国骑士勋章，是唯一获此荣誉的摄影师。唐．麦库宁的摄影作品极具启发性，他的摄影生涯更是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就像他谦虚地说道，很多比他伟大的摄影师好友，像罗伯．卡帕，爱迪．亚当思等等巨匠，都死在战场上，他比他们厉害的大概只是活得比他们久。他觉得，或许是受到神的眷顾吧，他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关头，每次都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死？为什么是我身边这些同事、好友、或士兵？他也常问自己，好运到头了吧，就是这一次了吧？
在唐.麦库宁自传中他写道：或许是职业训练的关系，麦库宁的观察很细腻，用几近白描的他跟着士兵一起跳下直升机，一起跑过追射的子弹；伤民指引他走向尸体他在家属注视下，严肃的完成工作。战争中，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面临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相对来说文字记者可以待在比较安全的后方，藉由访谈写出报导文章；摄影不行，他必须和士兵跑在一起，甚至跑在前面，为了拍出军队前进的场面。所以摄影和军队的关系非常密切，麦库林提到他有官阶、有佩枪，他跟着军队们一起吃一起前进。当士兵开枪时，他也站在开枪的那一边。纵使对他来说无所谓敌我所以他不能再说服自己只是客观的一开始，他认为：当被你拍照的人快饿死时，你想有英雄主义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赋予那些饱尝灾难的人最多的尊严……因为你的工作是唤起有能力协助的可是若干年后，同样的面对战争，以为光凭正直就能理直气壮地处身任何情境。
唐.麦库宁说：“暗房像个子宫，我可以与外界隔离，将我的思想、血液、心灵的力量集中起来。有时，我的脚好像脱离地面，飘飘然起来。显影剂里的每一张影像都变得神奇，每一张洗坏的都成为心理负担，我洗得很少，一天很少超过5张，我也很节省底片，我也不用电动卷片马达。我出门三个星期，带回的胶卷不超过30卷。我尊重底片，我相信这样才能得到我四周自然力的尊重。你会说这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也知道稍不留意，照片就会给我开个玩笑，放入相机的每一个胶卷，都有这个危险，相片就在那里，谁都能得到，但它不属于任何人。我尊敬它就像尊敬海洋，因为他比我大得太多了。有时候，我旅行归来，发现底片模糊了，因为相机背面不密封而漏光或是其它缘故，我也不生气，不会把相机往墙上砸，只笑笑，对自己说：“这次她没有尊敬我。”在他自己形容自己的生活是他说25年里，他像是摄影界的麻风病患者，记录不幸和苦难。但是这种精神让他承受了其它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应为他始终觉得有一种罪恶感，他在自序中描述道：我看不出，罪恶感如何能以一张特别有意义的照片来抵消，这不过是剥削受难者的另一种方式罢了。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积累的底片，像浓缩的不幸，无法安安稳稳地待在金属盒子里。他们在空气中散布一种不安，使我没有办法像别人那样安心地坐着看书；使我焦躁、挑剔，老是在捡东西、擦东西、洗东西，不知道是哪里不对，总是紧张，无法自制。如果换了别人，恐怕已经发疯了。
他对暗房工作的描述深获人心：「我在暗房时不喜欢走出来进到光线中，我喜欢黑暗的连贯性。那使我感觉安全。暗房是非常适合人待的地方。它是个子宫。我觉得在那里面有我需要的一切。我的心灵，我的情绪，我的激情，我的药水，我的相纸，我的底片，和我的方向。在暗房里，我是个完整的我。」然而，在一九八七年七月的一个可爱的日子里，从暗房出来的麦库宁走入光线，接了一个电话。他的妻子因脑瘤而病倒，并在接受手术后很短的时间内不治身亡。爱人拉兰也跟他分手了。儿子保罗跟儿媳新婚不久便彼此离得远远的。另一个儿子亚力山大有时会与他同住，但大多时候，他只有跟照片档案中无数的鬼魂共处。“暗房是个很折磨人的地方，因为讯息不是从底片直接印到相纸上去的，它要先经过我。有时我会半夜起来，到暗房去，打开盒子，再检查洗出的底片有没有缺失。这也是个毛病，如果我能忍受得了这个毛病的话，那我就真的对精神病免疫了。但是暗房不光是冲洗照片的地方，也是我寻找自己，跟我自己讲话的地方，这好像也不太正常了。已经到了失常的边缘，还没有完全失控。有时候精疲力竭，我就走入花园。我们的花园悬在山腰上，可以看到对面的牛群，我们常把孩子放在树下，这是我们的天堂。暗房可以变得很残酷，一定要跟自己讲话，或开收音机，听些无聊的音乐。照片冲好之后，我一定会仔仔（原文如此，估计是印刷错误，南蛮注）也会吵架。如果有人来对我说：“谁让你拍这张照片的？”我就会说：“你是什么人？”我不会退让，我会起来自卫。有时候这会使事情更麻烦，也许这就是我堡垒的缺口。所以我还要更加控制自己，控制我的工作，保护我这块土地。只是，我的这块土地是地球，而我没有办法防御整个地球。”太多的压力已经让这位摄影师疲惫，或许我们真的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择隐退，会选择离开战场，因为我们谁也承受不了战争带来的伤害，在战争中受到的屈辱、胁迫、殴打，以及看着自己的伙伴，和那些士兵们一个一个的生命的消逝！那种亲生经历的惨痛将留下永久的阴影，所以他退隐后开始拍风光，开始从事广告摄影工作，去寻找一种疗伤方法……
我想没有人是愿意看到战争，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流血牺牲，战场上的士兵也只是身负使命，就像电影里说的，政府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只能去祈祷和平，祈祷没有人会因为战争而受伤害……..从战场上回到英国以后，唐.麦库宁又陆续拍摄了一些街头流浪者的照片，尽管远离战争，但他并没有放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和慈善组织合作，关于非洲的艾滋病患者，他说：“我希望揭开问题表面，走得更加深入，我会尽全力帮助这些患者，让他们展开新的生活，而不仅仅把门敲开就离开。”
唐.麦库宁憎恨战争，但是他尽力在作品中展示由于战争给交战双方以及平民带来的灾害，表达对战争的控诉。最典型的例子是1966年再有越南拍摄的一张照片，画面中一个北方的越南游击队员被打死，他的个人物品散落了一地，和子弹夹杂在一起的是一些家庭照片，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的照片就出现在死者身边。她是他的恋人还是妻子？毫无疑问她一定在盼着爱人回家，但是原本的甜蜜生活已经因为战争而戛然而止。唐.麦库宁希望他的照片不仅仅记录灾难，同时还能成为对现实有帮助的证据，他拍摄的因为战争引发的饥饿的照片，被《生活》画报评选为改变世界的一百张照片之一
麦库宁最大的挫败经验是1982年的福克兰战役，英国政府知道他的照片有多犀利，无论他如何想方设法都不让他跟去。当然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英国两次入侵伊拉克是如何严格箝制新闻自由了，或许从此再也没有哪一张照片可以制止哪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了。当一个人看着我，像在说：“帮助我”，可是他说不出来，因为炮火刚炸掉他的下颌。我只能用眼睛回答他：“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但愿能帮你”。我还是把他拍下来。一边拍，一边觉得可耻。因为我不但没有帮助他，还加深了他的痛苦。我在想，他是活不成了，他需要的援助来不了，即使来也太迟了，我能做的知识有尊严的去接近它---这只是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十来个记者你推我挤，围在一个受伤者身边，互相指责：“你破坏了我的画面。”那还谈什么尊严？他们靠得那么近，让伤者连呼吸都困难，我看着他们，自问：“这些是什么人？”在贝鲁特，他们晚上都聚在酒馆里，讨论价钱，或者说：“如果我的照片上了封面，我请你喝香槟。”报章里的照片是来自一连串的剥削：受难人，摄影师和读者。但我带着照片进报馆时，主编常会大叫：“真可怕！这可以做很好的跨页！”或者说：“可怜啊，这些人，这是非常好的封面！”我也玩他们的游戏，我只等着下次战争，这变成一种毒瘾。他曾经坦言：『我为媒体工作，这就意味着我摆布别人的感情，剥削别人对不幸、痛苦的反应，而同时我自己也被摆布；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有罪。对宗教，我有罪，对那些无助的人，我也深受良心谴责。当我行囊里带着拍好的底片，安全离去时，他们在饥饿和战火边缘等死。我没办法再承受这种罪恶感，我不愿意再一直对自己说：『这个人不是我杀的，不是我让这个孩子饿死。』我要拍风景和花朵，我要活在和平里。所以他对战争的憎恨是能够体会的。
战争给人的带来的非人性化的伤害让人处在残酷、血腥和恐怖之中，它让一个有良知的摄影师有了负罪感，当知道战争是如何践踏和摧折人性后他们不得不把这些记录下来，不得不挖掘那最痛苦的一瞬间，去揭露那种种的暴行，希望的是唤起人们的觉醒，唤醒那些为了侵略者那些制造战争者的良知。麦库林在《不合理的行为》中说：我们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为光凭正直就能理直气壮的站在任何地方，但倘若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还需要更多理由，如果你帮不上忙，你便不应该站在那里，试着拍下和平吧！那其实比拍摄苦难影像更难，却是一个改变当今好战世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