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闻一多酷爱读书
闻一多酷爱读书，并且读起来就会“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娶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找不到。
大家只有分头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而当时的闻一多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竟然忘记了举行婚礼的事。
2、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
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
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
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
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5、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
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投身革命后的主要事迹如下：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扩展资料：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闻一多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渡缇谷槐嘣旒傩挛牛?苤刚獯渭?崾峭练松?摇?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凤钥淘谒牧沂磕乖暗氖?谏稀?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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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师北
2005-7-26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己常用的闲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给人题词，常常盖这方印章。别人问他为什麼叫「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这不正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斗士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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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本世纪最有个性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
1925年6月，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准备在国内开展戏剧运动，并和一批热血文人创办大江会，奉行以国家强盛为本旨的国家主义，想借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来振兴中国。
闻一多回到北京后，和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赵太侔联合北大教授胡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一起筹办“北京艺术剧院”，并创办崇尚唯美的格律诗派，但终因经费无法筹齐，“北京艺术剧院”终成泡影，经徐志摩等人推荐，闻一多进入国立艺专任教务长，并教授西洋画。当时北京军阀混战，执政府滥杀抗议示威的学生，激起闻一多等人极大愤慨，又因仗义执言力请蔡元培任艺专校长，与当时校长刘百昭发生冲突，被同人诬为自己想当校长，遂拂袖而去。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渡缇谷槐嘣旒傩挛牛?苤刚獯渭?崾峭练松?摇?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凤钥淘谒牧沂磕乖暗氖?谏稀?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
闻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师北
2005-7-26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己常用的闲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给人题词，常常盖这方印章。别人问他为什麼叫「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这不正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斗士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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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本世纪最有个性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
1925年6月，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准备在国内开展戏剧运动，并和一批热血文人创办大江会，奉行以国家强盛为本旨的国家主义，想借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来振兴中国。
闻一多回到北京后，和留美归来的余上沅、赵太侔联合北大教授胡适、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等一起筹办“北京艺术剧院”，并创办崇尚唯美的格律诗派，但终因经费无法筹齐，“北京艺术剧院”终成泡影，经徐志摩等人推荐，闻一多进入国立艺专任教务长，并教授西洋画。当时北京军阀混战，执政府滥杀抗议示威的学生，激起闻一多等人极大愤慨，又因仗义执言力请蔡元培任艺专校长，与当时校长刘百昭发生冲突，被同人诬为自己想当校长，遂拂袖而去。
闻一多酷爱读书，并且读起来就会“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娶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找不到。
大家只有分头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而当时的闻一多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竟然忘记了举行婚礼的事。
2、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
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
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
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
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5、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
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