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何不再来一次“上山下乡”
仙人板板滚刀肉（梁恩洪）
2020年结束了，中国举全力之力实施的“精准脱贫”战役也以“取得决定性胜利”而结束了，接下来，在“三农”问题上，中国又要干的一件也是足以震惊世界的大事儿，就是“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不得不实施，因为：如果乡村不能迅速振兴，“精准脱贫”的成果就无法很好地得到固化，“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决胜”成果也无法得到固化并支撑农村经济健康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的稳定提升。
乡村振兴，我觉得有一个历史运动可以借鉴或者说是学习。它就是有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二十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根据中央的安排，全国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其实，其背后还有另几项目的：当年，两个世界霸权大国在分割控制世界的过程中，同时封锁中国，中国已经无法从国际上获得投资，六、七亿人口的中国经济发展滞后，甚至边维持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都到了无法解决的边缘。
此时，伟人毛泽东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战略“上山下乡”——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可以把知识带到农村去实践，促进农业经济大发展并带动全国经济提振，因为中国经济历来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只要农业经济起来了，城市经济包括工业经济、第三产业也能随之提振；同时，“上山下乡”还可以极大地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从而疏解国内矛盾，全心应对外敌——农村可以接纳大量的劳动力，因为农业就是一个高人口密度的产业，劳动力越多，生产力越高，农村是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第三，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产生的连带效应，实现当时国内国际双重危机特别是国内城市危机的“软着陆”。
现在，冷静看待“上山下乡”，虽然它并不是那么成功，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但是，它确实是起到了上述让国内国际危机特别是国内城市危机“软着陆”的作用，实现了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目的——在面对强敌环伺，内部发展动力不足，生产力即将断链的困境下，“上山下乡”成了唯一解法——它解决了城市青年的就业压力，解决了已经失控滞留城内的青年大学生问题，稳定了城市治安。而如果要深究其并非全面成功的原因，则应当归之于启动仓促、组织不力、管理不善几个主观因素。
那么，现在搞“乡村振兴”，似乎与当年面临的形势截然不同？而且，现在提出“上山下乡”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在复辟？
非也！
虽然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虽然我们的科技能力也有了长足进步，虽然我们的农村生产力也有了较大提高，虽然……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当年还真的有一点相同：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正在以非常的手段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进而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内，城市就业压力相当巨大，农民工进步促进了城市及城市经济的大发展，但同时挤占了城市青年的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进城将农村变成了“空壳”——劳动力空壳、人才空壳、文化空壳、经济特别是集体经济空壳，从而导致农业这一中国国民经济的根基不断“萎缩”，而当下已经出现世界性缺粮恐慌，加上西文列强的封锁与制裁，中国的吃粮问题也出现了严峻的局面，虽然“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的几十年实施足以让中国熬过“大关”，但是，中国面对粮食生产还必须“瞻前顾后”引起高度重视；再加上城市经济与工业的下滑依然没有停止，国家启动双循环战略特别是内循环战略使我国在疫情后的经济发展正为全世界唯一正增长的国家，但是，从长远计，振兴乡村，必须也铁定是中国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经济形势的首选战略。
因此，国家当下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与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时代不同，最终目的不同（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就业难题与吃饭难题，乡村振兴是为了让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让乡村美丽起来），但是，依然有一些时代共同点：西方社会的对华封锁、城市就业的困难、经济增长速度的滞缓、农村发展元素的“空壳”等……这些，就必然需要经济发展元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双向“流动”——农村人到城里去，城里人下农村来。
农村人到城里去——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到城里去务工：可以迅速挣钱解决家庭经济支出匮乏难题，一人打工，全家脱贫，甚至全家致富；可以学习掌握城市工业商业经营理念与管理理念，回到农村就近创业、发展农业产业；可以逐步实现城乡青年思维、思想、观念一体化；可以解决城市发展“基础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确保城市用工需求……
城里人下农村来——
城市里的相关人才“上山下乡”到农村：可以加快城市生活方式、理念浸入农村的速度，较快地改善农村落后且不良的生活习惯；可以较快地复兴乡贤文化，通过乡贤文化教化村民，提升农村文化层面；可以快速地将科学技术嵌入农业生产，有利于发展农业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当然，笔者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再次推行“上山下乡”，无论是主体、方式、过程、结局均与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极大的区别，区别在于现在中国推动的“乡村振兴战略”有五个组成部分：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村委会组织振兴。也就是说，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文化、教育、科技、生活的振兴，以及农民素质的提升。实现这五大振兴，需要的不是劳动力，而是人才，是真正的“人才”上山下乡，而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所以，能够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上山下乡”的主体，是精挑细选的“人才”而不是“一刀切”的仅仅处于“知识青年”层面的“人”；“上山下乡”的方式可以采用自主报名组织审核通过或者组织选调的方式；“上山下乡”的人才其工作关系、组织关系可以根据本人意愿留在原单位或者带入“上山下乡”点，户籍保持原籍不变；“上山下乡”时限采取轮流形式，三年一轮或者五年一轮，期间与原单位彻底脱钩；制度性规定“上山下乡”结束后，优秀者提拔重用，解除其后顾之忧，给予其发展希望……
窃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上山下乡”人才，可以有这几类人——
学有专长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村“两委”，进入到公务员序列，根据学科专业从事“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村委会组织振兴”相关工作；
城市各部门优秀干部，以轮流的方式下一到农村乡镇、村社一级开展“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村委会组织振兴”相关的管理、经营、技术指导工作；
退休老干部自愿申请，自定时限（三年以上），下到村社一——根据自身特长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村委会组织振兴”相关工作。
“上山下乡”关非一个同贬义词，它就是一个动词，是指一个行为，切不可把它与“政治事件”挂钩。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推动的“上山下乡”活动在历史上深化成了一个被绝大多数人不接受的“政治事件”，此“上山下乡”与彼“上山下乡”是截然不同的。当时的“上山下乡”是劳动力回流，笔者现在提出的“上山下乡”是“文化回流”、“人才回流”、“科技回流”。当年的“上山下乡”本质上就是城市危机在农村的软着陆，农村解决了中国胜利道路上了一次重大危机；现在的“上山下乡”是推进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是为了第二个“一百年”的远大理想与目标的实现。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00万大学应届毕业生，真正能够毕业就就业并且进入公务员序列、事业单位序列的少之又少，而漂泊于社会层面行业的大学生多之又多，“学而不用”、“学而无用”、“学而弃用”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广大的农村则广泛出现“人才空壳”现象。“人才空壳”导致了乡村的所有发展选项都受到了限制，制约了农村的全方位发展。
因此，此时此刻，何不再来一次“上山下乡”？
对，再来一次人才的“上山下乡”，推动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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