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显庆四年（659年）长孙无忌集团覆灭到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的二十四年，史称“二圣时期”（659—683年）。
上官仪事件平息后，武则天接受教训，在黜陟大权在握的夫君面前，言行比较检点，稍稍改变了过去专恣行事的作风。唐高宗由于风眩和目疾，国事更需要仰仗武则天的帮助。夫妻间重建了新的平衡和谐的关系。史称唐高宗前贤后愚，他虽说不上是个有为的君主，但他当初能勇敢地坚持自己感情上的执着追求，力排众议接武则天回宫并立为皇后，而后又委政于她，把这位绝代女强人拔上政治舞台，便是尽了他的历史责任。武则天则着眼于巩固自己的权位，实际肩负着与残余门阀势力斗争，为新兴普通地主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拼搏前进。
显庆四年（659年）六月，长孙无忌刚被逐出京城两个月，修改官颁族姓等级文书的事就由许敬宗、李义府提到日程上来了。他们要另订《姓氏录》取代《氏族志》的原因是唐太宗时修的《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也不载李义府的家世。
新修的《姓氏录》以皇后家族为第一，一共分九等，全按当时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是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皆升士流。这样一来，旧门阀的孽子孽孙凭祖先族望便可跻身于社会上层而获得种种经济政治特权的好处就完全丧失了，他们强烈反对这打破旧框框的新规定，讥刺《姓氏录》为“勋格”，即赏军功的办法。书中有名的旧族官僚也耻于被叙录，纷纷抵制。但武则天还是借用皇权的力量，强行没收《氏族志》而推行《姓氏录》。
士族门阀在经济、政治上陆续失势之后，竭力在最顽固难变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保持自己的影响。重视阀阅，以门第取人，作为流行了几百年的落后社会意识，也确不是一朝一夕容易改造的。终唐一世，以门第相尚的风气始终有广泛的影响。但无论武则天、李义府他们出自怎样的一己私利的考虑，《姓氏录》终究代表着一股冲击旧门阀观念的新潮流，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重大突破，对提高过去沉溺于下层的一批普通地主的社会政治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而来，要求进入官场，这是又一股生气勃勃的社会潮流。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为他们打开了闸门，借此不断培植和更新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每年吏部接纳的选人以数千上万计，每年入流人数超过一千四百人，比正常需要补充的数字高出两倍，都不加控制，还在上元二年（675年）开始设“南选”，以便在江淮以南主要是岭南、黔中选拔官员。乾封元年（666年）在泰山行封禅礼后宣布“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使一批官员得以通过泛阶制度入五品、三品高官。新兴普通地主在政治上的要求得到满足。
科举制度在这二圣时期也有重要发展。咸亨（670—674年）以后，进士成为科举中诸科的重心。每年取士的人数比贞观年间扩大一倍，平均为二十余人，而且更加重视以文章取士，史家称这和“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有关。这政策种下了盛唐文坛繁荣的契机。比较起实际以门第取人的九品中正旧制度来说，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和文坛巨擘陈子昂、刘知几等，都是这时期通过科举制度拔选出来的杰出人才。
如何驾驭整个官僚队伍，是武则天必须考虑的。她以皇后身份参政，不免还有许多不便，需要有一支亲信力量，替她沟通内外廷。曾为她争皇后位出过力的那批人，到六十年代末，只剩下李、许敬宗两个不久人世的耄耋老人，于是她在乾封年间（666—668年）组织了“北门学士”，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文人，即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卫敬业等，以修撰为名，特许从北门出入禁中，除了编写署武则天名的《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少阳正范》《兆人本业》《乐书》等著作外，密令他们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显然这是皇权、相权之外，武则天自己控制的第三权力中心。从此直到武则天称帝前的二十多年中，这类似李世民的秦王府学士、李泰的魏王府学士的北门学士智囊班子，为武则天造舆论拿主意出过不少力，他们也多被擢升为三品、四品高官，范履冰、刘祎之还做到宰相，长期受到重用。
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唐高宗称天帝，皇后称天后，武则天的地位又升了一级。四个月后，她上书“建言十二事”，俨然是抛出了一个政纲。内容为：“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那些年接连灾害，京畿关中闹饥荒，又多方用兵，东征高丽、新罗，南击叛蛮，西战吐蕃，四镇废弃，穷于应付，所以有劝农息兵，尽量节俭的建议，但对百官则在官位待遇上多方照顾，以示笼络。这十二条意见涉及国家经济、军事、社会、政治许多方面，唐高宗诏准施行。可见武则天很有心计地全盘张罗国事，稳步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