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孔子，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墨子。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相传墨翟早年曾接受儒学教育，后来由于反对儒家的繁琐礼仪和政治主张，创立了墨家学派。墨翟虽然出身于下级贵族，却是小生产者利益的思想代表。他说：“民有三息”，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翟认为，要做出对劳动者有益的贡献，就必须进行政治活动。他所开创的墨家学派，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团体。其成员称为“墨者”，多是来自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下层。他们过着极其刻苦朴素的生活，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国家的保卫战争。墨子还推荐他墨子讲学的子弟出去做官和从军，如果有人做官后背弃墨家的主张，就要被召回。墨子的门徒也尚武，《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子死后，这个团体的领导者被称为“巨子”，巨子是由前一代的巨子指定的。《墨子》一书是墨翟的弟子们根据其言论记录成的，现存五十三篇，基本上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可靠材料。
墨子和孔子同国籍，墨子的降生略和孔子的逝世衔接。在战国时代及汉初，孔墨是被并称的两位大师，均以德智的崇高和信徒的广众为社会所敬仰。儒家和墨家都是当时的显学。但是就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论，儒墨两家却是针锋相对的。孔子是传统制度的拥护者，而墨子是新社会秩序的追求者；孔子食不厌精，不辞养尊处优，而墨子则是恶衣粗食、身体力行的苦行者；孔子轻视劳动，视劳动者为小人，而墨子当过工匠，自称贱人；孔子是造诣很深的音乐家，而墨子视音乐为应当禁绝的奢侈；孔子远鬼神，而墨子则相信鬼神统制着人事；儒家是理想主义，把理想的社会秩序定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的人生目标是“止于至善”，墨家是实行主义，墨子本人主张节用，也主张废乐，一生吃苦修行，努力行义。曾有一个朋友劝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别做了。”墨子说：“譬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更应该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应该劝我多做些才好，怎么劝我罢手呢？”这是何等的人格！何等的实干精神！
墨子是注重实干和行动的思想家，“择务而从事”的实行主义是墨子思想的根本观念。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为墨家建立了很多基于这种观念的信条。
第一，天志。所谓“天志”就是天的意志。墨家思想以“天志”为本。墨子说：“我天有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这就是说，天下所有人的思想、言行、政治、刑罚，是善或不善，都必须以墨子的“天志”为是非。那么这种天的“志”是什么呢？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实际上这种“天志”是墨家衡量人日常言行的准则，是任何人都不得例外的最高裁判者，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的裁决。因为“天志”能爱人憎人，能赏善罚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的“天志”与儒家的天命思想不同。儒家主张“畏天命”，强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是在承认天有意志的前提下的天命论，意在肯定传统的价值和维护既得者的利益。而墨子认为，富与贫、贵与贱、寿与天，都非命所决定，而取决于人是否能顺天命，从而肯定了人的主观努力的作用。
第二，兼爱与非攻。天的意志就是要人“兼爱”。墨子看到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他作为一个热心救世的人，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战争，就必须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他说：“诸侯相爱，则不野战……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调和；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的“兼爱”论，在阶级社会完全是天真的幻想。一向主张实干的墨子是不会忱于幻想之中的，于是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墨子认为，不爱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根本，而天下最大的罪恶是侵略战争。墨子说：“利便是义”。义是利的美名，利是义的实用。侵略战争所以是“不义”，是因为“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这是说，发动战争不仅本国要消耗很多资源，死很多士卒，无论是对方还是己方，都有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战争是最大的“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墨子说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而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义，也是“非攻”的本意。
第三，节葬短丧和“非乐”节用。墨子痛恨儒家虽不信鬼神。但却在死人身上做出许多繁文缛节。他对于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礼节。他认为儒家的厚葬久丧必然会造成国家的贫困、人口的减少和政治混乱。墨子是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认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对一切日常生活和消费，都要“去无用之费”。于是提出了“非乐”论。墨子所谓的“乐”，是广义的“乐”，包括一切美术、音乐、建筑、烹调等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奢侈品，既浪费钱财，又不能解决百姓的贫苦，于国家不利，所以都应该废除掉。
第四，“尚贤”与“尚同”。墨子的时代，贵族政治还未曾消失，那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才，很难走上政治舞台。国家权力掌握在贵族手里，就连儒家论政，也主张“贵贵”、“亲亲”。墨子主张“尚贤”，他说：“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所以他认为，政治要做到“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并不是墨子的最后目的。“尚贤”是为了“尚同”。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如果社会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人们都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必然会出现“相非”、“相恶”的混乱现象。因此墨子主张“尚同”，“一同天下之义”，“一同其国之义”，即全社会要服从最高的一个思想和一个意志，“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那么以什么作为“尚同”的标准呢？墨子说：“以尚同于天”，也就是说，以“天志”作为“尚同”的总标准。
墨子的思想以“天志”为起点，以“尚同”为归结。“尚同”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的愿望。但是墨子却幻想以“同”灭“异”，消“异”于“同”，最终必将导致极端的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