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6-27
病酒情怀 仲则风骨的郁达夫
——如果单单着眼于他的所谓哀艳情事,计较他的文人无行,津津乐道而不及其余,那么我们真可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在名家林立、众若繁星的中国现代文坛上,郁达夫总是一个异数。超乎一流的文学禀赋与创造力,颠沛流离的不幸人生,妻离子丧的悲酸家事,生前闻名、身后却异样的落寞寂寥,通通会聚于他的一身,令人慨叹不置。翻开他的书册,不甚高大的颀长而瘦削的身材,嘴角唇边微微漾起的浅笑,齐整中略带蓬乱的短发,已然将他的形象分明地勾勒出来,可是他的思想、他为家国忧为民族存亡而矢志奋争的不屈气节,以及脍炙人口的诸多名篇佳作,却值得今人反复咀嚼回味,兼以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郭沫若引李初梨的话来评价郁达夫,实在恰切不过。他曾对徐志摩说过:“我不是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实则,貌似颓唐派的郁达夫,时常引文天祥、陆秀夫为心仪的前贤,他非但是一个作家,更是一名战场上勇于驱遣自己的不折不扣的战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郁达夫殉国六十周年,明年又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光流转已一甲子,谈一谈曾经的郁达夫,他的人和事,总是有一定必要的罢。
诗文小说且排座
与郁达夫同龄的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予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揄扬备至,以为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足与鲁迅、田汉鼎足而三立。洵为的论。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植根于黄仲则、龚定庵,更远接宋人,七言无论律诗绝句,凡有作皆风味醇厚,遒劲中饶具妩媚之气韵,意境宽厚博大、雄浑瑰丽,虽时时处处有愁怨二字在,譬如“薄寒天气秋刚半,病酒情怀月正中”、“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欲诉愁”一类,袒露的虽是自家心境,推广放射开去,更可见对家国社稷的一片忠心寄托。郁达夫的诗,既具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也不乏感时忧怀的具备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即以《毁家诗纪》诗十九首词一阕来说,虽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不过静心读来,分明可见宋人的心迹。饶是如此,我以为坐得上他文章著述中头把交椅的,却还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一类的闲笔文章。
他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率真坦荡的剖白、自然流露的抒情,入微的心理描写,精彩的艺文短章,写景记人、讲述一己苦闷愁虑的心事,宛如行云流水,笔致中毫无阻滞停留,汩汩泻出,《回忆鲁迅》、《悼胞兄曼陀》、《还乡记》、《记风雨茅庐》,无不描摹生动,譬如,“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雁荡山的秋月》)“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故都的秋》)那明亮清澈的山中秋月,那肃穆萧飒的晚秋意境,令人印象深邃,挥之不去,读后全身都有舒爽淋漓之感,真不得不佩服他笔致的高妙轻灵。
与散文游记并为郁达夫文学创作双峰的,无疑是小说了。开山力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自可不必去说,单就篇幅极简、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郁达夫将黄仲则与洪稚存分别比附为自己和郭沫若,将为提督学政朱笥河奉作上宾的大考据家戴东原,影射当时红极一时的胡适博士,春秋笔法一望可知,昭示出他超绝的创造力。
一九三八年末,为避战乱,郁达夫携眷到新加坡,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的编务,在远离祖国“万里投荒”的海外战场上,“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拼搏”,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与文艺杂论,孤军奋战、以笔为刀,激发华侨爱国抗日的情绪与行动,于抗战文艺的推进有着莫大的助益。
总而论之,郁达夫的诗文著述不独高产丰厚,更具浓郁的文士情致,兼带深刻的感悟与思想,诚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员猛将,庶几可方之为帅才也。
梦中情事太荒唐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的午后,晴暖如小阳春的时节,在上海尚贤里好友孙百刚的寓所中,郁达夫邂逅了他五百年前的风流债主——寄寓在孙家的杭州小姐王映霞。一见倾心,畅谈之后意犹未尽,还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要知道,此时的达夫已然魂魄不在,早为伊人痴狂了。在当晚的日记中他作了如实“招供”,“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痴迷狂乱,一表无遗。
此后,频频地往还孙寓邀约与王见面,更似中了魔魇一般,屡屡发信吐诉爱慕,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他的心愿终得顺遂,才子抱得美人归,造就了文坛上一段难得的佳话。之后的数年间,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承袭着钱牧斋柳如是的风流余韵,在极一时山水名胜的杭州及浙东一带,着实过了一阵逍遥适意,堪比天仙的好日子。
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一九三六年初,伴随着战乱的炮火和日寇的铁蹄来袭,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赴闽一游,并为任命为省政府参议。当年春天移居杭州后,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也渐次浮上了水面,郁王之间生出了口角龌龊,后经杭州市市长周企虞等居间调停,夫妇双方达成《协议书》和解,暂时性地规避了家难。身为受辱的一方,郁达夫自然不能甘心情愿,开始酝酿组诗《毁家诗纪》的写作,一抒胸中的愤懑与愁怨。三年之后,全诗成,并发布于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大有使天下人共知之、同讨之的大气概。《毁家诗纪》的发布,拉启了郁王婚姻分崩离析的序幕,敲响了这对旷世怨侣分道扬镳的钟声,也为郁达夫最终的去国远游、命丧异邦埋下了伏笔。
《毁家诗纪》一出,四方哗然。“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鸠占凤巢,心情之痛恨剀切不难窥见。在《金丝雀》诗五首中的一首里,他另写道,“白日相思觉梦长,梦中情事太荒唐。早知骨里藏红豆,悔驾天风出帝乡”,大有悔不当初的自责情绪在。只是,回首当时已枉然。
对于郁王的婚变,世人各有说法。郭沫若与曹聚仁的看法似趋一致,是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郭沫若的看法还算客观实在。曹聚仁的观点甚或就带有些许的幸灾乐祸了,他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 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曹聚仁的这一观点颇有些令人费解,且不说郁达夫将《毁家诗纪》刊发于《大风》是否属“粗糙恶劣”的举动(况且这也正是他本真率性的一面,勇于剖白自己给世人,是否“家丑”,在他是不计的),单单说郁王之间,究竟是谁令谁难堪?王映霞果真冰清玉洁、一尘不少染的话,空穴又从何处来风?郁达夫又从何捕风捉影,闹得子散妻离?她和许绍棣之间果真就是分分明明、毫无瓜葛,真是外界中伤了她?内中因由不须多论,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罢。
戚君宜在《大师与校花》一文中,认为“毁家” 完全是由于王映霞的“红杏出墙”,愚见以为其分析公允恰当。世人总以为郁达夫是颓废派的典型代表,如同他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一般,是自虐倾向明显的人,是神经质的疯子,行为乖张怪僻,说得更坏一些,近乎狭邪阴鸷,而寄予王映霞这一表面上的弱女子以相当的同情和体恤,不能不说是一大曲解。郁王婚姻的悲剧并最终导致双方感情的决裂,郁达夫《毁家诗纪》的公开发布,诚然起了近乎核裂变的至大作用,且直接致使双方撕破面皮,由曩昔热恋的情侣转为陌路的仇人,但我们不可忘记,是王映霞“举动粗糙恶劣”“红杏出墙”在前,才有郁达夫“暴露成性”“屡屡不休的’宣扬家丑”在后,因果先后的次序不可颠倒错乱,否则,便是图了一时的口舌之快,厚诬了前人先辈。
王映霞的不幸之处,不在于《毁家诗纪》的令她难堪,在于她遇着了郁达夫。她若遇见了旁人,那人遇见了这一类令他蒙羞之事,碍于夫妻名分,或许就甘愿做了“乌龟”,缄口默不作声了,可是她却遇见了郁达夫,一个所谓的带有些神经质的“疯子”诗人。于是,一场开局在意料之中而结尾却逸出想像之外的好戏登台了。这,或许倒是曹聚仁们所乐见并很高兴引为谈助的。闲话到了这里,真不免要为达夫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