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东方的地理、社会和风土人情通过亲身经历描述出来的欧洲人，他书中写到的许多地方是欧洲人此前闻所未闻的，所以他的书在十三世纪的确是独特的著作，而且极大丰富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和知识。
西方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最早作出比较详细描述的著作，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行记》。十三世纪时，欧洲商人已经深入西亚各国，对印度也有所了解，但在马可波罗（一二五四-一三二五？）到中国之前，欧洲人对东亚的了解却相当模糊，基本上局限在古老的传说和基督教神学观念之中。中世纪欧洲对世界的理解，可以从所谓TO地图看出来，这种地图是圆形，即O形，圆圆的一圈表示海洋环绕大地，中间则是一个T字形，上面一横代表顿河与尼罗河，在那上面是亚洲，占了地图的上半。T字形中间的一竖代表地中海，其左右分别是欧洲和非洲。这三个洲上面写着挪亚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闪（Shem）、含（Ham）和雅弗（Japheth）。这是来自《圣经·创世记》的观念，说大洪水之后，挪亚方舟停了下来，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去到世界的不同地方，闪去东方，含去南方，雅弗去了西方，所以他们分别成为亚洲、非洲和欧洲人的祖先。《创世记》第十章记载挪亚三个儿子及其子孙后代的姓名，说分居各地的人“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中世纪欧洲人常常把亚洲等同于印度，并有圣徒托马斯在印度传教的传说。此外，公元前四世纪时，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曾带兵到达印度，而有关亚历山大东征的传说故事，在中世纪欧洲十分流行，其中包括关于凶悍的亚马孙女战士（Amazons）的传说，还有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妖魔种族，如狗头人身的塞诺色法人（Cynocephali）、头长在胸口的布勒米人（Blemmyae）、独脚人（Sciopods）等等。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奥瑟罗》第一幕第三场，奥瑟罗描述他在各处征战的经历和遭遇，就提到他曾见过“吃人的蛮族，还有头长在肩下的怪人”。在欧洲中世纪关于东方的想象中，除当时欧洲人并不知道的大象、骆驼和犀牛之外，还有各种怪异的动物，包括纯粹虚构的独角兽（unicorns）和狮身鹰首的有翼怪兽（griffins）等等。当时欧洲人对亚洲，尤其是东亚具体的地理位置，更是懵然无知。
一二四三年，英诺森四世当选教皇，不久就派出传教士带信去亚洲，一方面刺探蒙古帝国的情报，另一方面希望劝戒蒙古人归依基督教。其中较重要的是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佐凡尼·普兰诺．伽宾尼（Giovanni di Pian di Carpine）。他在一二四五年从法国里昂出发，把教皇的信直接交给蒙古皇帝贵由，并且说贵由身边有一些仆从是基督徒，他们相信这位蒙古皇帝“很快就会变成基督徒了”。另一个方济各会教士、法国人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支持下，于一二五三年出发，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使命，向欧洲详细报告了蒙古帝国的情形。正如亨利·玉尔所说，这位威廉教士“尽管在交流方面有种种困难，而且他的译员很不称职，但他却不仅在有关亚洲人的气质、地理、人种以及习俗，而且在有关宗教和语言等方面，都搜集了大量的具体材料，这些材料还出奇地真实或很接近于真实”。然而鲁布鲁克的威廉虽然善于观察和描述，弄清了顿河与伏尔加河的发源和流向，甚至最早在西方文献中提到高丽即韩国，对蒙古人的生活和习俗更有较详细准确的报告，但他毕竟只到了蒙古，没有更往南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至于对欧洲地理知识的增长，这些传教士们的著作就更没有什么影响。对欧洲关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作出重要贡献，又特别在地理知识方面作出贡献的，还是要等待另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在这两位方济各会教士之后二、三十年到东方去的马可波罗。
一二七一年，年轻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从家乡威尼斯起程，沿古代丝绸之路东行。那一年正是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蒙古帝国迅速向南推进之时。在那之后不到十年，蒙元帝国便在一二七九年灭掉南宋，统治了整个中国。这就是说，马可波罗比他的前辈们有更多机会观察更大面积的元帝国疆土，对其地理和社会习俗的了解也就更多，更可靠。波罗一家在一二七五年抵达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其后又到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善待。据马可自述，他颇得忽必烈信任，曾被派往西南、江南为忽必烈办事，到过西安、开封、成都、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大城市，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都有直接的了解，在其著名的《行记》中也有详略不等的叙述。但是马可波罗此书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这书并不是他本人所写。马可波罗一二九五年从中国回到威尼斯，随后一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他从军被俘，在热那亚监狱中遇见比萨人鲁斯提切诺（Rustichello da Pisa），于是由马可口述，鲁斯提切诺执笔，完成了使马可波罗名垂青史的著作。马可年轻时就离开威尼斯去东方，完全不懂如何把他不寻常的经历组织为一本书，而这位鲁斯提切诺是个传奇故事作者，熟悉当时欧洲传奇文学的传统和写作程式，所以马可和鲁斯提切诺在狱中相遇合作，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大概在一二七九年七月，威尼斯和热那亚签订合约，马可也获释回到威尼斯家里，同时他的书竟大受欢迎，在其后二十五年间有法文、法兰克—意大利文、塔斯加尼方言、威尼斯方言、拉丁文，可能还有德文的译本，正如约翰·拉纳所说，“作者尚在的时候就有这么多译本，这在中世纪是前所未有的记录”。不过鲁斯提切诺在记录马可的叙述时，未免也会施展他敷衍中世纪骑士传说故事的伎俩，添油加醋，踵事增华。这固然使马可的书多一些离奇古怪的异国情调，更受欢迎，但也就在可靠性上打了折扣，使当时和后代的读者，都有不少人怀疑马可的叙述是否真实。然而马可是生活在十三世纪的人，他的知识和想象都不会超越他那个时代，我们不应该以现代人对现实合理性的理解来套用到他和鲁斯提切诺身上，也不必认为《行记》中明显夸张虚构的地方，都一定是鲁斯提切诺一人的编造。更重要的是，马可此书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虚构夸张之处，就全盘否定其真实性和价值。
在此我不妨谈谈对马可波罗此书质疑的问题。十六世纪意大利地理学家杨巴蒂斯塔·拉姆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航行游记》（Navigazioni e viaggi）一书里，记载了一个传说，说马可波罗一二九五年随父亲和叔父从东方返回威尼斯老家时，由于离家已经二十四年，住在家里的亲戚都不认得他们，后来他们把身上鞑靼人样式的服装割开，从衣服的夹缝里取出许多珍珠宝石来，才使亲戚们相信，他们确实从中国回来了。这个故事是西方文学里一个有悠久传统的老套子，其经典的模式就是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第十九部里，离家十年的奥德修斯归来之后，被老奶妈认出来那个情节。不过这个传说表现了马可波罗的书一直遭遇到的问题，那就是书中的叙述是否值得人相信。据说同时代的读者大多不相信马可的叙述，尤其他把忽必烈治下的蒙元帝国描绘得那么繁荣发达，他们都觉得难以置信。在学者们当中，历来也不乏怀疑马可之人。大英图书馆负责中文部的弗兰西丝·伍德（Frances Wood）一九九五年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题目就直截了当提出疑问，在读者中颇有些影响。持怀疑态度的人除指出马可书中一些明显夸张不可信的地方之外，更指出他没有提到一些典型中国的事物，例如长城、中医和针灸、茶和茶馆、用渔鹰捕鱼、女人缠小脚，还有中国的文字和书法、儒家、道家等等，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查遍元代中国的文献，也找不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其实回答这些质疑并不很难，因为马可波罗到中国时，正是忽必烈消灭南宋的一段时间，他和蒙古宫廷贵族交往，就很难了解被压迫的南方汉族人的生活和文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以马可书中所无来立论，却又忽略他书中所有而且写得真实可靠的内容，就很难有说服力。至于元代中国文献里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杨志玖的辩护说得很有道理：“在元朝，先于或后于马可波罗来华的西方人而留有《行纪》或其他名目的记录的为数不少，如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法国教士鲁布鲁克，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等。”这些人并没有遭人怀疑，可是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史籍中，也都无迹可寻。更有趣的是 ：“元末来华的罗马教皇使者马黎诺里于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年）七月到达上都，向元顺帝献马，此事见于《元史》及元人文集中。《元史》说：‘是月，拂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对马描绘细致，却不提献马者人名。重马而轻人！如以不见人名为准，是不是可以断定这些人都没有到过中国，他们的著述是听来的还是抄来的呢？为什么对马可波罗如此苛刻要求呢？”（《马可波罗在中国》，杨志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157-158页。）在研究马可波罗的中国学者中，杨志玖先生确实是马可最强有力的辩护者。
早在一九四一年，杨志玖在研究元代回族历史时，偶然发现明成祖永乐五年修毕的《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字韵中，有引元朝《经世大典·站赤门》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的一段公文，其中说：“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呔、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杨志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这里几个外国人名正好和马可波罗书中很重要的一段提到的人名完全吻合：兀鲁呔即马可所说Ulatai，阿必失呵即Abushka，火者即Koja，阿鲁浑即Arghun，马八儿即Maabar，印度东南一带海岸地区。马可书中说，东鞑靼君主阿鲁浑之妃卜鲁罕（Bulagan）临死时嘱咐，非其族人不得继其位为妃。于是阿鲁浑大王派遣兀剌台、阿卜思哈及火者为使臣，到大汗忽必烈处，而大汗挑选卜鲁罕族人阔阔真（Kokachin）公主，与三使者回去与之成婚。这三位使者临行时，要求熟悉海路的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父同行。据马可说 ：“大汗宠爱此三拉丁人甚切，兹不得已割爱，许他们偕使者三人护送赐妃前往。”据此，这是波罗父子叔侄三人能够离开大汗，最终回到威尼斯的原因。虽然《永乐大典》这段文字没有直接提马可波罗的名字，但在元代公文的汉语文献中，这却是能证明马可叙述之可靠性最有力的旁证。杨志玖由《永乐大典》一段看似寻常而且枯燥的公文中，看出与马可波罗书中叙述可以互相印证的内容，实在是很有价值的发现。可是，虽然美国学者柯立夫（F. W. Cleaves）一九七六年就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撰文介绍过杨志玖在《永乐大典》中的发现和推论，但杨先生的研究成果至今在西方仍然不大为人所知。例如近年来有关马可波罗写得相当好的一本书，即约翰·拉纳著《马可波罗和世界的发现》，就没有提杨志玖，而且书中一个注虽然提到柯立夫那篇文章，却把卷数和页码都弄错了，可见也没有仔细看过柯立夫此文。我认为中国学者重要的考证和研究成果，值得多作介绍，也值得国际学术界更大的重视。
至于马可的同时代人，他们大多不相信其叙述的真实，并不是因为马可书中有太多离奇怪异之事，而是因为马可把忽必烈治下的中国描绘成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之外一个繁荣文明的社会。他述大汗忽必烈之伟业说：“忽必烈汗，犹言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彼实有权被此名号，盖其为人类元祖阿聃（Adam，按今通译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马可把忽必烈说成是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所有君主更强大的君主，就使当时欧洲的读者觉得难以置信。正如马丁·戈斯曼所说 ：马可“被人认为言过其实，主要原因就在其叙述与传统的蒙古人形象完全相反。人们很难相信，在一二四○至一二四一年间几乎要毁灭欧洲的那些野蛮人，在组织和文明程度上，已经达到马可在书中描绘那样的水平”。其实马可书中并没有很多荒唐的叙述，倒是半个世纪之后充满稀奇古怪事物的《曼德维尔爵士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一般人并不觉得荒唐而不可信。这部《游记》流传甚广，至今尚有三百种不同语言的抄本存于欧洲各大图书馆里，为马可书抄本的四倍之多。马可书中虽然也写到长老约翰，描述神秘的山中老人如何训练刺客，但马可的叙述大部分是平铺直叙，没有什么超乎常理或神奇怪诞的事物。正如杨志玖所说：“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人物活动和风土人情，其中大部分都可在中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其中不免有夸大失实或错误等缺陷，但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属实’。”（《马可波罗在中国》第116页。）对马可波罗一书的真伪，大概总会有人提出质疑，但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是看马可波罗之书究竟是怎样一本书，此书对欧洲人认识东方，尤其是中国，是否曾有重大的贡献和影响。
马可波罗的书常常被称为《游记》，但仔细看此书记载，其安排组织并没有按照旅行的路线，所以它既不是记录冒险经历，也不是单纯描绘旅途所见。马可虽然跟从经商的父亲和叔父到东方，但其书也并不是专讲商业贸易。约翰·拉纳认为，我们可以把马可之书视为“基本上是一部讲地理的书”，而且是一部相当独特的地理书，因为“事实是在中世纪地理学的传统里，从索里努斯（Solinus）到伊昔多（Isidore），再到戈苏因（Gossuin），都找不到类似马可波罗之书那样的著作”。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东方的地理、社会和风土人情通过亲身经历描述出来的欧洲人，他书中写到的许多地方是欧洲人此前闻所未闻的，所以他的书在十三世纪的确是独特的著作，而且极大丰富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和知识。马可书中描写的汗八里（即北京），曾引起欧洲人的想象。他描绘南方的行在（即杭州），极言其“灿烂华丽，”说那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他写刺桐（即福建泉州），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Alexandrie）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由马可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泉州商港繁忙的景况及其在中西交通贸易上之重要地位。除中国各地之外，马可的书对印度和中亚各国也做了详略程度不同的描述。他在欧洲第一个提到日本，而且“在十六世纪之前，是西方提到日本的唯一一处”。正如拉纳所说：“此书最得力处在其组织，逐步而稳妥地一个接一个叙述不同民族、地区、城市，每一个都自有其行政机构、宗教信仰、自然资源、物质产品以及其他特点，各各不同。在此之前和之后，都再没有第二个人曾给西方如此大量的新的地理知识。”马可和他的合作者鲁斯提切诺当然不是在自觉地撰写地理学著作，但《马可波罗行纪》在西方地理学的发展上，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在一五○○年之前，基本上不能真实反映亚洲的情形。例如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 Schedel）一四九五年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就有一幅仍然依据圣经上的观念绘制的世界地图，分别在世界的东、南和西方画上挪亚的三个儿子，而地图的形状和现代地图相差很大，与其说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图，毋宁说是神学意义上的地图。现在仍然存在的欧洲早期地图中，最早吸收马可波罗书中提供的知识来代表亚洲地理的，是大概在一三八○年左右由一个犹太人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Cresques）绘制的著名的卡塔兰地图（Catalan Atlas）。这是绘在八块木板上的地图，每块板长六十九公分，宽三十九公分，其东方部分既基于过去的传说，也吸收当时可以得到的旅行者的记录，其中包括十四世纪到过中国的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因为地图上有鄂多立克提到过的Zincolan（即广州）和Mingio（即宁波）。但卡塔兰地图表现东方主要的依据，毫无疑问是马可波罗书中的材料，包括二十九个马可提到过名字的城市。虽然这幅地图还远远不是现代地图的样子，但正是在这幅地图上，“中国在西方才第一次在地图上呈现为一个可以识别的，可以说是理性的形状”。由于卡塔兰地图的影响，尤其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对地理的研究在十五世纪逐渐受到重视。也正是在这时，马可波罗的书开始发生更大影响。十五世纪初，阿列佐的多明尼柯·迪·班狄诺（Domenico di Bandino of Arezzo）在他编辑的一部三十五卷本的百科全书里，就把马可书中的材料大量吸收在有关地理的部分。
十五世纪中，大约在一四三九至一四四二年之间，另一位威尼斯人尼柯罗·孔蒂（Niccol^ Conti）到印度、马来西亚、爪哇、越南等国之后，经孟加拉、阿比西尼亚和埃及返回意大利，在弗罗伦萨面见教皇尤吉纽斯四世。他讲述自己在东方的经历，对欧洲关于亚洲地理的知识大有影响，而他的经历有力地证实了马可波罗叙述的可靠性。在那以后，《马可波罗行纪》逐渐受人重视，而在文艺复兴时代，此书与但丁《神曲》以及托玛斯·阿奎那《神学总汇》等著作，成为人文主义者注重的经典，从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今天，当我们重新探讨东西方接触的历史时，马可波罗在东方的经历及其著述，可以说又有特别的意义。东西方接触的历史，尤其在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向外扩张的时代，是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东方民族的历史，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上，我们可以理解塞义德（Edward Said）批判东方主义的意义，也可以了解反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激进意义。然而东西方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不只是十九世纪以来的近代史，以东方主义来概括东西方之间的整个关系，不仅偏颇片面，而且对于如何促进东西方各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共处，也并不能起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又看见西方以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东方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冲突。这种理论不仅不能化解冲突，反而可能为现实中的西方霸权及其政治和军事策略奠定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再回过去看马可波罗那个时代，就可以看见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马可讲述他到东方的经历，其动机是想了解不同文化，是对世界不同民族及其生活习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是几个世纪之后那种殖民者的征服和占有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马可波罗可以说为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理解提供了另一种模式，而且是更能促进不同文化共存的模式。如何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考虑东西方关系，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启迪，是我们今天在跨文化研究中应该去做的事情。
二○○四年是马可波罗诞生七百五十周年，让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纪念这位在东西方跨文化理解中走出最先几步、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威尼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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