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青年为抑郁的高风险群体，学习、工作状态异常影响心理健康。从四个年龄组来看，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24.1%，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也高于18岁以下年龄组；25~3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2.3%，显著低于18~24岁年龄组，显著高于35岁及以上各年龄组；合并18~34岁组，抑郁风险检出率平均达到18.2%；与2021年的青少年群体的抑郁风险检出率相似。此外，乡村小学生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25.2%；焦虑风险的检出率为25.7%；乡村中学生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20.0%，其中16.2%为轻度抑郁风险、3.8%的中学生存在重度抑郁风险。研究还发现大学新生在入学适应期普遍存在压力、抑郁两种负面情绪，并且严重程度都相对较高；重度及以上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为30.3%、重度及以上压力风险的检出率为28.7%。而国民总体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0.6%、总发病率4.2%。因此人们形成了一个认知，即年轻人更容易得抑郁症。但是从绝对人数的角度来看，青少年患抑郁症的人数是不是高于历史统计的人数，目前没有明确的数据结论。
为什么出现这些数据的变化？心理专家荣新奇教授认为，目前难以从生物学的角度作出解释，但是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
1.研究发现，青少年的心理成熟度不够，与精神障碍的发病率有关。《2022年国民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在高校学生群体中，深度探索人生意义的占35.6%、确定人生意义者占11.1%对、对人生意义迷而不寻者占40%点、对人生意义寻而未获者占13.4%。由此可见这个年龄段（18~32岁）的人的心理成熟度不够，心理与生理发展变化快、不稳定，面临的学习，工作、就业、经济收支、升职、交友、恋爱、婚姻、家庭、社会等许多方面的压力与困惑，从而可以导致认知的扭曲、心理与生理功能发生病理性改变，以至于出现抑郁障碍。
2.研究发现，城市化环境和精神障碍的发病率有关。虽然城市居民拥有更好的营养、卫生和医疗等条件，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如更大的社会应激、贫富不均、单亲家庭、单身、居无定所等负面因素造成的心理负担及罹患慢性疾病的高风险等。城市化环境可使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升高近2倍；对于精神障碍的早发病例，相对于乡村环境，城市化环境的影响甚至高达4倍；城市化环境使遗传高风险的个体更易受累；青少年期在高城市化环境中暴露的时间越长，个体在成年期罹患精神障碍的风险就越高，且两者存在一定的量效关系。
3.研究发现，儿童期创伤和精神障碍患病率之间存在量效关系。儿童期创伤是指一系列严重的负性事件，包括性虐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和忽视。我国学者发现儿童性虐待的发生率为18.20%。大量文献报道儿童期性虐待、躯体虐待等负性事件可通过效应系统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发挥持久的病理作用。因此，它既可导致儿童抑郁症，也可能增加成年期抑郁、人格障碍、自杀、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物质依赖及酒精依赖等的发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