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对地理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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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我国最早出现“地理”一词见于《周易·系辞》中,有“仰天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山经》是《山海经》一书中写作时间最早和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山经》可能在战国前后,《山海经》可能是汉朝形成的,全书2.1 万多字,承袭了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它记述了400 多座山,先按南、西、北、东、中五区,每区分若干山系,每个山系又连接许多山岳。记述以山岳为纲,综合记述了水、动植物、矿产、特产、神话传说等,其中还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关系。其记述的范围远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虽然《山经》中不免有失实和错误之处,但对那么久远的历史时代来说,堪称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述。
  《禹贡》成书于战国前后,虽全书只有1189 字左右,但它做为一部地理著作来看,其学术价值在《山经》之上。全书由“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时划分的疆界,将全国分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兖等九州,实际上是以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划的,带有自然区划的萌芽。九州至今还是中国的代称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现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导山”部分记述山岳,“导水”部分专写河流,“水功”记述大禹治水的功绩,“五服”部分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候、绥、要、荒等五服,从整体区域角度记述政治和社会生活。
  除上述两部专门的地理著述外,在《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左传》、《管子》、《孙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还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内容,如《管子》中“地图篇”、“地员篇”、“度地篇”等关于地图,关于土壤、生物、水文诸地理因素的关系,论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说,称得上是对土壤、生物空间地理规律的最早认识。
(二)秦汉——明清时期
  秦汉以后我国较长时间形成了繁荣统一的大国,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理知识丰富、地理典籍、书籍数量和地理实践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领先的地位。虽然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但主体的还是“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会,比起15 世纪以前欧洲的“神治的社会”思想,学术环境要宽松得多,地理科学同其他领域一样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佼佼者。但是也应看到与诸子百家时代比起来学术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缚。
1.地理探险与游记体地理著作
  公元前138 年以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陇西(今甘肃临洮)经河西走廊、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取道昆仑山北麓回长安(图6-6),中间两次被匈奴捉获,历尽千难万险,耗时13 年之久。这次出使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除亲身经历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伊犁河、巴尔喀什湖一带)、奄蔡(咸海、里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条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等地的情况。
  公元前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分遣副使数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今和田)、扦罕(即扦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公元前115 年回长安。张骞之行丰富了中国人民和当时西域各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直至罗马的东徼、印度的北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以后双方使者商人往来不绝,所以张骞西域之行的意义不局限于其本身,而且对地理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 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足迹遍及当时中国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东起会稽西达川蜀。饱览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景色,体察了各地风土人情,搜集了许多外国地理、区域地理资料。其巨著《史记》堪称一部历史和地理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货值列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完整的经济地理记述。另有《律书》、《河渠书》等气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专门记述,以及《大宛列传》、《秦本记》等外国地理和国内区域地理记述,在人物列传和其他部分也都广泛地记述了地理知识。
  公元76 年到102 年,班超(32—102 年)在西域进行了友好活动。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渡过,写成《西域记》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汉朝时候我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几乎是对整个亚洲了如指掌了。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还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土宜禾稻、麻紵、蚕桑⋯山多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
  晋代高僧法显(约337—422 年),65 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图6-7),历经12 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他笔下的沙漠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帕米尔地区的风光是“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斯里兰卡岛是“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海上航行“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风逐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鳖、水性怪异三属。”其生动、壮观的地理风光跃然纸上,不愧为绝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 年)于公元627 年西行求法,从瓜州(安西)出玉门关,越莫贺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经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后到素叶(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千泉(麦尔吉)、赭时国(塔什干)、飒秣建(撒马尔罕),出铁门关(今杰尔宾特西约13 公里处)过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游遍五天竺、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归途越葱岭后改为南路,经佉沙(喀什)、瞿萨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长安(图6-8)。用了18 年的时间,经历了110 多个国家,行程5 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以玄奘西行为底线,演义成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译成几十国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谓世界上妇儒皆知。
  唐朝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国际交往十分频繁,地理实践最为丰富,不仅陆路与西部各国有文化经济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唐朝的远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坚固,航海技术纯熟而闻名于世,往返于国际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国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足见当时地理视野之广阔。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欧亚大陆广大幅员中的中西交通更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耶律楚材(1218 年)、长春真人(1221 年)、常德(1259 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于西域各地。周达观(1297 年)从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渊(1341 年)去南洋诸岛、印度洋沿岸、东非各国。这些人写的游记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献。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图6-9)。
  郑和领导的由200 余艘船组成的船队其中有大船60 余艘,各长44 丈、宽18丈,可载千人,船员最多时达27000 多人。这是哥伦布、麦哲伦几十人几百人的“地理大发现”船队所无法比拟的。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 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 国(其中亲见22 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 国的风土人情。这些记载的丰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500 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郑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于向海外宣扬皇帝的德威,而没有更多地注重用于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近代中国肯定会早于西方发达起来的。
  综上所述,我国地理实践的历史是悠久的,规模是宏大的。要说“发现”的话,中国人可以毫不夸赞地说,早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很久以前,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印度,发现了非洲,发现了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欧洲人。
  在古代,游历探险是推动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学家可贵的传统。我国古代那么多把一生都献给游历探险事业的使者、僧侣、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正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在现代,世界很多地理学家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高山探险、洋底探险、两极探险和边远地区考察,他们从事着被人类注目和崇敬的事业,献身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上。建国后,我国进行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神农架野人考察、长江漂流科学考察、南极考察等,都体现了地理学家不惧艰险的传统精神,反映了人类伟大的探索求知的品质。对今天的地理工作者来说,学习和继承这种精神是尤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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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8-13
中国古代的物理成就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中,属于物理学或与物理学有关的,可以提出力学、光学和声学等三个方面作一简要介绍。
(1)力学方面
①《考工记》一书中的有关记载。这是一本现存的有关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书籍,可能是春秋时代(公元前700至400年)末年的作品。它记述了许多手工业的工艺制作与设施,汇集了至公元前3、4世纪时的工程技术知识。其中包含的力学知识,主要有:关于惯性的记载、滚动摩擦的论述、论箭的飞行与保持稳定,还记述了有关力的测量、斜面受力分析以及材料和施工中的一些软科学知识。
②《墨经》中有关力学知识的记载。《墨经》战国时代以墨翟(公元前490至403年)为首的墨家的代表作,分为“经”与“经说”两大部分。经说是经的注解。前者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定义性质的条文,后者则带有定律的性质的解释。
《墨经》中的软科学知识已不全是实际生产知识的总结和记述,而是对力学现象进行了粗浅的概括,并进行了一些推理论证。诸如,关于时空观念、运动学知识、力的概念、力系平衡的论述,以及斜面、滑轮及其应用,等等。
现举一条关于杠杆的理论探讨以兹说明:
经下第25条:“天(衡)而必正,说在得。”经说:“(衡),加重于一旁,必捶(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相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这一条说明了不等臂天平(秤)的平衡关系。可能是墨家探讨杠杆平衡关系的实验总结,说明墨家发现杠杆定律较之古希腊的阿基米德要早二百多年。但并没有阿基米德杠杆定理那样完整和定量化。
③侯风地动仪。这是东汉张衡(公元78至139年)所制的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后汉书张衡列传》上有下面一段记载:“(顺帝)阳嘉元年(即公元132年),复造侯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
形似洒尊,饰以篆文山龟乌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震,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甩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当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显然,这是一种测定震源方向的仪器。可惜,后来这架地动仪失传了。
我国考古博物学家王振铎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复制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书上的记载和力学原理满意地复制成功了侯风地动仪的复原模型,它主要是一个利用了重心很高的“都柱”的不稳平衡。从这个仪器的制造来看,张衡已利用了力学上的惯性原理,同时他对地震波传播和方向性也一定有所了解。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十分了不起的。
④记里鼓和指南车。这是三国时魏人马钧根据以前的记载模仿制成的两种利用各种齿轮的复合运动传动的自动机构。记里鼓是利用原动齿轮带动大小不同的一套从轮,使车轮转动把车行的里数自动地表示出来的一种装置。
指南车是利用一套能自动离合的齿轮系统的定向装置,使得立在车上的一个木制人像的手永远指着固定的方向。关于这两种装置的结构,在刘仙洲教授著的《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五章中有较详细的介绍。
(2)光学方面
关于光学知识的记载以《墨经》经下中的八条(16至高无23)最为系统。其内容涉及影子生成的道理,本影和半影,由物体与光源的相对位置确定影子的大小,光的直线传播实验,光的反射性和平面镜成像,凹面镜成像,凸面镜成像等。它已触及了几何光学很大一部分,从时间上看要比古希
腊欧几里德注《反射光学》早一百多年,所以,《墨经》中的光学条文,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光学著作,也是世界古代科技史上难得的各较全面的光学著作。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3-08-13
司南,是一切地理的开始,<<山海经>>是第一部开始对地理进行描述并记录下来的的,在后来就是战争(古),航海,航天主导地理的发展,应该说中国给地理一个开始,各国相继发展...(以上均个人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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