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绘画风格如下：
1、绘画题材和表现体裁的多样化
宋代绘画题材扩大，绘画分科变细，计有佛道、人物、山水、屋木、走兽、花卉、翎毛、墨竹、龙水等门类。绘画形式中工笔绘画有突出成就，青绿重彩仍然流行。
水墨着色在山水画中占有重要地位，写意画开始出现。宋代绘画体裁有巨幅壁画、高屏大帏、长卷立轴、小幅绘画、册页形式、白描粉本小样等多种样式。
2、文人绘画渐成潮流
科举制提高了整个官僚的文化水平，以科举进身的文人力图强调自己的文化英雄地位，将绘画视为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
宋代不少文人士大夫将绘画看成文化修养和风雅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在绘画中以墨竹、墨梅、山水树石及花卉等为题材。
追求主观情趣的表现，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绘，艺术上主张宁和平淡，追求天真清新的风格。米氏父子、苏轼等人为典型代表。
3、宫廷绘画繁荣
在宋代，宫廷绘画承载着宣传教化、笼络重臣、粉饰太平的主要功能。宫廷画家在艺术上必须附和帝王的审美趣味，因此，宫廷绘画的主要表现风格为：
造型准确，格法严谨，精微细腻；赋色浓艳，华贵富丽；既有精密不苟之长，某些作品又有萎靡柔媚的倾向，形成“院体”画的独特风格。宋徽宗赵佶为典型代表。
4、出现了职业画家
画工解除了对贵族的人身依附，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文化生活活跃，绘画的需求增加，绘画的服务对象有所扩大，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一些画师们的创作进入城市商业市场，不少技艺卓绝的画家活跃在社会上，对促进宋代绘画起重要作用。这时期的职业画家的创作具有明显的商品画性质。
绘画作为固定行业与社会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突破了宗教题材与贵族题材的羁绊。扩大了视野，使世俗美术有了很大发展。宋代风俗画的发展可以为证。
5、山水花鸟画质的提升
山水、花鸟画在宋代有着飞跃的提高。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宋代花鸟画家极注重对动植物形象情状的观察研究，并为此而养花养鸟。赵昌清晨绕栏谛玩，对花调色写生；
易元吉深入荆湖深山，观察猿猴野生情状；韩若拙画翎毛，每作一禽，自喙至尾、足皆有名，谙熟解剖结构。宋代花鸟画家画花果草木，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务求生动逼真。
宋代花鸟画既有精工富丽，表现宫□中珍禽异木的黄氏体；也有笔墨简拔、淡彩着色，描绘败荷凫雁，富有江湖意趣的崔白、吴元瑜体；也有直接抒发士大夫情趣，专写墨竹、墨梅等的文人墨戏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代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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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23
南宋绘画风格分析
一、南宋山水之变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发生发展的早期，人们面临着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转移到二维画面上来的任务。为了实现这种转移的最佳效果，人们势必会在取景上尽量追求完整，希求圆满和真实的反映，于是也就发展成全景式的画面构图。也正因为此，山水画即使是在技艺尚未成熟的稚拙状态，“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画家仍然要把舟船画在水中，把人物置之山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全景式构图一直是山水画创作的主流形式。
经五代至北宋，全景山水绘画图式得到空前发展，走向高度成熟。如荆浩《匡庐图》，描绘有峰峦、树木、建筑、桥梁、瀑泉、人物、驴匹等诸多事物，画面十分详实丰富。“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比例也十分协调。该画面境界雄大，以全景方式体现出画家喜写的“云中山顶”，并有“百尺危峰，屹立于青冥间”的雄伟气概。其他的作品如董源《潇湘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等，它们或为立轴，大山高耸画中，顶天立地，给人以饱满充盈之感；或为长卷，层峦叠嶂，山重水复，具有连绵不绝的气势，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大幅的绘画作品，都体现了全景式构图的特点。
全景式构图的山水画画面圆满开阔，境界舒展，丘壑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有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意蕴。画面景物常以多取胜，表现充分，层次分明，向人们展示出高远、深远、平远等不同的视觉特点。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构图都被认为是观赏大自然的最好方式。
然而进入南宋时期，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首的画家，一改中国山水画前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角之景”时代风格。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及山水之变，便有“刘、李、马、夏又一变也”的观点。这次山水画之“一变”，是在画面空间布局结构中探索新的形式法则，是以一种新异的艺术趣味和美学追求建立画面新秩序，因而较之山水画其他时期的变革显得尤为突出，以至很多美术史论家称之为“顿变”。
但是对于出现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却一直少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取边角之景，与南宋画家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南宋山水画多以钱塘风物为描绘对象，杭州四面环山，画家观察事物时身处低谷，取景多仰视的角度，因而产生了边角式的画面构图。这种说法未免太无视画家主体的能动性，只能被动地处在“低谷”和“仰视”作画，也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更何况许多典型的南宋“边角之景”山水画，如萧照《山腰楼观图》、贾师古《严关古寺图》、马远《踏歌图》等，都是石体坚凝、苍松耸峙、剑峰插空的北方山水景致。所以无论何种山水题材，只要在画家的艺术手笔点化之下，都能成就画面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效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画面上“边角之景”是南宋偏安一隅、残山剩水的反映，画家以画作讽刺当时的朝廷，并抒发对山河沦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故国的眷恋之情。该观点还进一步指出，北宋的山河基本完整与李成、范宽的全景式山水画相对应，结合北宋稳定的社会秩序、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产生了饱满大气公正严谨的绘画图式；然而及至后来北宋王朝国势衰落，便有了“瘦金体”的出现。南宋偏安政权仅有半壁江山，与之相对应自然产生了“一角”、“半边”的绘画。
这种对绘画艺术风格进行的归纳、总结，特别是从政治学而非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在当时的南宋并没有出现，元代也没有发生，而是直到后来的明代才大肆兴起，例如：
明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论及马远作品：“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
明韩昂在《图绘宝鉴续编》中记到：“郭文通（1370-1444），永嘉人，善山水，布置茂密，长陵最爱之。有言马远夏圭者，辄斥曰：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
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有“马夏画”条目：“太宗尝言：夏圭、马远之画，乃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马、夏成堂大轴亦少见矣，所见者，孤峰独树，果无重山叠水曲折之妙，真可谓至言。”后面还有按语：“如《中州集》无全首好者，正诗文关国运也。”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有诗：“中原殷富百不写，良工岂是无心者。恐将长物触君怀，恰宜剩水残山也。”
明汪珂玉《珊瑚网·题马远鹤荒山水图》中记有：“评画者谓远画多残山制水，不过南渡偏安风景耳，又世称‘马一角’。”
明朱谋垔《画史会要》中记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画家虽以残山剩水目之，然可谓精工之极。”
……
由此可见，正是在明代的时候，“边角之景”的空间布局和“残山剩水”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并影响到以后数百年来人们对南宋山水画风的认知和解读。
把“边角之景”说成是南宋偏安的残山剩水的反映，把画面上山水的构图和简繁变化，说成是政治疆域范围大小的反映，这难免有妄加臆测和附会之嫌。从绘画作品产生的实际效应来看，“边角之景”所呈现出来的简洁明快、具有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画面和意境，也绝不会用来表现令人扼腕痛惜的残山剩水。更何况，南宋时画院主盟画坛，院画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不会去大肆影射残山剩水的政权局势，更不会以此而形成整个时代的绘画风格。相反，南宋院画家创作了许多粉饰太平的绘画，而且是采用了边角之景的手法，如马远《踏歌图》，图上方还有宋宁宗赵扩题写的王安石的诗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所以，我们对边角之景的认识还是应该回到绘画艺术本身发展的角度上来。
那么，南宋这种独特的绘画面貌到底源于何处呢？
二、团扇扇面之制
在宋代，中国绘画史上正式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绘画形制——扇面画。《书继》中记载：“郑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南宋诗人陆游也感叹道：“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研习笔墨，经营画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实物中脱离出来。其时画家于扇面之上作画，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形制形式，这为中国画的创作注入一股清新、自然、活泼的艺术气息。扇面绘画以其形制灵活小巧，与传统的长卷、立轴绘画大异其趣，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艺术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团扇扇面引入中国画创作的形制中，是促使产生南宋山水画构图取景变化的重要原因。
针对绘画艺术而言，其风格面貌之形成与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个方面，即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和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由于被人们视为“形而下”的“器”，且远较绘画艺术表面性的风格、面貌稳定，所以从事艺术风格研究者很容易将之忽略。事实上，这两个方面能够对绘画风格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的更新变化，其影响甚至会超出风格面貌所能表达的范围，形成绘画品类的差异，如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素描、版画等。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一般不会造成这种改变，但其大、小、长、短、方、圆等种种不同，深刻地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应物象形”、“经营位置”等创作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绘画的风格面貌发生改变。
在扇面绘画的创作中，客观要求画家的视角由远观转为近察，由整体把握趋向局部发掘。与长卷大幅绘画相比，扇面绘画移大作小，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艺术视角发生变化。这如同通过放大镜看世界，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集中观者的精力，近观细察，认真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在这种新形制下的创作，山水很少有全景式的构图，而是大胆截取某些局部并将之放大；花鸟在构图上突出主体，善于剪裁，时画折技，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人物则多是选出有限的典型性个体对象，然后在画面上进行精心描绘和表达。扇面如同摄像机的变焦镜头，将高大的事物缩小，将繁琐的事物析离，最终定格成一个清晰美丽的画面。
据《续画品》记载：南朝梁画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这种团扇上画出的山川，必然会对描绘对象进行一番剪裁和提炼。也可以判定，扇面形制客观要求改变层峦叠障、布置茂密的全景图式，形成去其繁章、采其大要的截取图式，艺术视角相应地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这些即是“边角之景”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扇面形制的小品画，与局部取景、重点刻画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促使了“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生成。例如，北宋赵令穰《橙黄橘绿图》是一幅扇面小景，画面利用对角线构图形成一种平衡感，左上角和右下角密布橘树丛林，中部是开阔的水流，营造出大片的空白。这种“近岸广水、旷阔遥山”的构图，已经与“边角之景”相差无几，也体现出小景山水所追求的空间美学趣味。南宋时期，这种空间美学趣味被应用到长卷和立轴大幅山水画的创作中，从此打破了“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的构图传统，也就正式形成了“边角之景”的南宋山水风格。
一、南宋山水之变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发生发展的早期，人们面临着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转移到二维画面上来的任务。为了实现这种转移的最佳效果，人们势必会在取景上尽量追求完整，希求圆满和真实的反映，于是也就发展成全景式的画面构图。也正因为此，山水画即使是在技艺尚未成熟的稚拙状态，“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画家仍然要把舟船画在水中，把人物置之山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全景式构图一直是山水画创作的主流形式。
经五代至北宋，全景山水绘画图式得到空前发展，走向高度成熟。如荆浩《匡庐图》，描绘有峰峦、树木、建筑、桥梁、瀑泉、人物、驴匹等诸多事物，画面十分详实丰富。“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比例也十分协调。该画面境界雄大，以全景方式体现出画家喜写的“云中山顶”，并有“百尺危峰，屹立于青冥间”的雄伟气概。其他的作品如董源《潇湘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等，它们或为立轴，大山高耸画中，顶天立地，给人以饱满充盈之感；或为长卷，层峦叠嶂，山重水复，具有连绵不绝的气势，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大幅的绘画作品，都体现了全景式构图的特点。
全景式构图的山水画画面圆满开阔，境界舒展，丘壑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有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意蕴。画面景物常以多取胜，表现充分，层次分明，向人们展示出高远、深远、平远等不同的视觉特点。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构图都被认为是观赏大自然的最好方式。
然而进入南宋时期，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首的画家，一改中国山水画前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角之景”时代风格。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及山水之变，便有“刘、李、马、夏又一变也”的观点。这次山水画之“一变”，是在画面空间布局结构中探索新的形式法则，是以一种新异的艺术趣味和美学追求建立画面新秩序，因而较之山水画其他时期的变革显得尤为突出，以至很多美术史论家称之为“顿变”。
但是对于出现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却一直少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取边角之景，与南宋画家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南宋山水画多以钱塘风物为描绘对象，杭州四面环山，画家观察事物时身处低谷，取景多仰视的角度，因而产生了边角式的画面构图。这种说法未免太无视画家主体的能动性，只能被动地处在“低谷”和“仰视”作画，也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更何况许多典型的南宋“边角之景”山水画，如萧照《山腰楼观图》、贾师古《严关古寺图》、马远《踏歌图》等，都是石体坚凝、苍松耸峙、剑峰插空的北方山水景致。所以无论何种山水题材，只要在画家的艺术手笔点化之下，都能成就画面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效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画面上“边角之景”是南宋偏安一隅、残山剩水的反映，画家以画作讽刺当时的朝廷，并抒发对山河沦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故国的眷恋之情。该观点还进一步指出，北宋的山河基本完整与李成、范宽的全景式山水画相对应，结合北宋稳定的社会秩序、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产生了饱满大气公正严谨的绘画图式；然而及至后来北宋王朝国势衰落，便有了“瘦金体”的出现。南宋偏安政权仅有半壁江山，与之相对应自然产生了“一角”、“半边”的绘画。
这种对绘画艺术风格进行的归纳、总结，特别是从政治学而非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在当时的南宋并没有出现，元代也没有发生，而是直到后来的明代才大肆兴起，例如：
明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论及马远作品：“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
明韩昂在《图绘宝鉴续编》中记到：“郭文通（1370-1444），永嘉人，善山水，布置茂密，长陵最爱之。有言马远夏圭者，辄斥曰：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
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有“马夏画”条目：“太宗尝言：夏圭、马远之画，乃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马、夏成堂大轴亦少见矣，所见者，孤峰独树，果无重山叠水曲折之妙，真可谓至言。”后面还有按语：“如《中州集》无全首好者，正诗文关国运也。”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有诗：“中原殷富百不写，良工岂是无心者。恐将长物触君怀，恰宜剩水残山也。”
明汪珂玉《珊瑚网·题马远鹤荒山水图》中记有：“评画者谓远画多残山制水，不过南渡偏安风景耳，又世称‘马一角’。”
明朱谋垔《画史会要》中记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画家虽以残山剩水目之，然可谓精工之极。”
……
由此可见，正是在明代的时候，“边角之景”的空间布局和“残山剩水”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并影响到以后数百年来人们对南宋山水画风的认知和解读。
把“边角之景”说成是南宋偏安的残山剩水的反映，把画面上山水的构图和简繁变化，说成是政治疆域范围大小的反映，这难免有妄加臆测和附会之嫌。从绘画作品产生的实际效应来看，“边角之景”所呈现出来的简洁明快、具有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画面和意境，也绝不会用来表现令人扼腕痛惜的残山剩水。更何况，南宋时画院主盟画坛，院画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不会去大肆影射残山剩水的政权局势，更不会以此而形成整个时代的绘画风格。相反，南宋院画家创作了许多粉饰太平的绘画，而且是采用了边角之景的手法，如马远《踏歌图》，图上方还有宋宁宗赵扩题写的王安石的诗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所以，我们对边角之景的认识还是应该回到绘画艺术本身发展的角度上来。
那么，南宋这种独特的绘画面貌到底源于何处呢？
二、团扇扇面之制
在宋代，中国绘画史上正式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绘画形制——扇面画。《书继》中记载：“郑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南宋诗人陆游也感叹道：“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研习笔墨，经营画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实物中脱离出来。其时画家于扇面之上作画，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形制形式，这为中国画的创作注入一股清新、自然、活泼的艺术气息。扇面绘画以其形制灵活小巧，与传统的长卷、立轴绘画大异其趣，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艺术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团扇扇面引入中国画创作的形制中，是促使产生南宋山水画构图取景变化的重要原因。
针对绘画艺术而言，其风格面貌之形成与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个方面，即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和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由于被人们视为“形而下”的“器”，且远较绘画艺术表面性的风格、面貌稳定，所以从事艺术风格研究者很容易将之忽略。事实上，这两个方面能够对绘画风格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的更新变化，其影响甚至会超出风格面貌所能表达的范围，形成绘画品类的差异，如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素描、版画等。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一般不会造成这种改变，但其大、小、长、短、方、圆等种种不同，深刻地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应物象形”、“经营位置”等创作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绘画的风格面貌发生改变。
在扇面绘画的创作中，客观要求画家的视角由远观转为近察，由整体把握趋向局部发掘。与长卷大幅绘画相比，扇面绘画移大作小，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艺术视角发生变化。这如同通过放大镜看世界，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集中观者的精力，近观细察，认真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在这种新形制下的创作，山水很少有全景式的构图，而是大胆截取某些局部并将之放大；花鸟在构图上突出主体，善于剪裁，时画折技，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人物则多是选出有限的典型性个体对象，然后在画面上进行精心描绘和表达。扇面如同摄像机的变焦镜头，将高大的事物缩小，将繁琐的事物析离，最终定格成一个清晰美丽的画面。
据《续画品》记载：南朝梁画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这种团扇上画出的山川，必然会对描绘对象进行一番剪裁和提炼。也可以判定，扇面形制客观要求改变层峦叠障、布置茂密的全景图式，形成去其繁章、采其大要的截取图式，艺术视角相应地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这些即是“边角之景”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扇面形制的小品画，与局部取景、重点刻画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促使了“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生成。例如，北宋赵令穰《橙黄橘绿图》是一幅扇面小景，画面利用对角线构图形成一种平衡感，左上角和右下角密布橘树丛林，中部是开阔的水流，营造出大片的空白。这种“近岸广水、旷阔遥山”的构图，已经与“边角之景”相差无几，也体现出小景山水所追求的空间美学趣味。南宋时期，这种空间美学趣味被应用到长卷和立轴大幅山水画的创作中，从此打破了“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的构图传统，也就正式形成了“边角之景”的南宋山水风格。
第2个回答 2013-07-30
王世贞说：“唐宋以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唐代二李为一变、五代荆关董巨为一变、北宋李成、范宽为一变、南宋李刘马夏为一变、元末黄公望、王蒙为一变。南宋李刘马夏，即指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四家中李唐略早，刘、马、夏继承发展李唐的画法，成为南宋画院的主流。他们四家的风格特点是：李唐之画刚劲犀利，气魄雄伟；刘松年之画受李唐影响，而又工整方面更为突出。马远、夏娃师李唐笔直法刚劲简括，水墨淋漓，构图书馆多向特写。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其画风对明代的浙派和院体山水画有较大的影响。 南宋以“李刘马夏”为代表，形成了南宋院体山水 这是截的我们老师布置的中国美术史作业上的，你参考下吧，我就这么回答的
第3个回答 2013-07-30
喜欢取“边角之景”风格。扇面绘画 折枝花鸟大斧劈皴”和“以小观大”
第4个回答 2013-07-30
；“南宋四家”之艺术
明代王世贞曾有‘‘山水，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一变也；刘、李、马、夏一变也……”由此，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南宋四家”--刘、李、马、夏在山水画史上独特地位。其实此四人不仅为山水圣手，他们同时在花鸟与人物题材上亦十分突出，且其绘画风格与其山水一脉相承。“南宋四家”在山水、花鸟与人物三科创作上同时标示着南宋阶段性风格特征。
虽然“四家”为南宋画风的代表人物，但每位画家在显现时代风格的同时，也还有着各自的面貌特点。在南宋画风形成过程中，李唐肇其端，似乎既在续接北宋传统，同时又在建构南宋时尚；接着是刘松年的标出，使得南宋面貌为时人所重；及至马、夏辈，南宋画风完全确立，经此两人努力，更臻于完善，从而在美术史上以“院体”之格占有独特的学术空间
南宋南迁以后，虽处于便安动荡局面之下。但是绘画艺术的繁荣情况，仍不亚于北宋在临安恢复重建的南院画院，仍是当时绘画活动中心，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有北南移，是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新的变化，特别是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山水画艺术的新风格，他们四人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以“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弃置北宋以来为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中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角一边，开阔画面空白，形成暗示空间，画面出现的是颇有选择的舍取地从某个角度，某一局面，某个对象的某一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旨。在对这些远为有限的对象的细致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个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受，应该说北宋的意境来，题材，对象，画面是小的多了，但刻画精巧细致多了，自觉地抒情失意也更为浓厚鲜活。南宋山水画创造了第二种艺术境界，诗意的追求和细节真实同时并举同时对称走向匀衡，空间更具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代繁。。。中国艺术的意境美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南宋四大家共同开拓了山水画的一代新风，但是，各自也有不同风格
一、李唐的艺术创作
李唐，字唏古，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关于李唐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而对其生卒年的考证又直接关系到李唐进入南宋画院的年岁以及其画风转变的判断。为此许多学者曾进行过认真考证。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李唐生年定为1066年左右，卒年在1150年之后。以此为前提，李唐约在48岁前后于宋徽宗政和年间参加了北宋画院的入院考试。据明·唐志契《绘事微言》所记，此次考试李唐显示了他的睿智，考题定为以《竹锁桥边卖酒家》为题作画一幅，其他考生都在竭力表现酒家之意，惟李唐着力一个“锁”字，他画桥头竹林外斜杆一根，上端飘挂“酒”字牌帘。宋徽宗阅此卷极赏，遂以第一名补入画院。自此，李唐便成为北宋画院的一名专职画师。
当时的北宋画院强手云集，李唐并未显得突出。1124~，李唐58岁，创作了《壑松风图》，这是迄今发现的李唐在北宋画院期间存在的唯一杰作。整体风格倾向明显为北宋范式，只是李唐的画风似乎与当时流行于画院的郭熙风格不类，而更近于稍前的范宽，并可上追到荆浩与李思训的影响。
1127年，靖康之变，东京失守，大难临头。李唐亦未能幸免，他也被掳走北国，成了金人的阶下囚。
刘松年，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住于清波门外而被人称为“刘清波”或“暗门刘”(清波门俗称暗门)。淳熙初画院学生，绍熙年间(1190~1194年)升为画院待诏。《四景山水图卷》描绘西湖庭院别墅的四时景色，春景图中春风绿柳，芳草萋萋，外游寻春，生机盎然；夏景图中花繁树茂，新荷初展，主人端坐，静心纳凉；秋景图中老树经霜，秋色甚浓，庭院深深，长者独坐；冬景图中白雪飘冬，朔风凛冽，骑驴过桥，踏雪寻梅。四时变化清晰，四景描绘入木，笔墨严谨细密，刚健兼有滋润，既继承了界画用笔精细的传统，又把人物与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笔墨生妙，诗意浓郁。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马远的《踏歌图轴》为绢本，设色，纵 192.5厘米，横111厘米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其曾祖、祖父、伯、兄及本人均为画院待诏，活动于南宋光宗、宁宗年间。马远对于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马远有“马一角”之称，意指马远多作山水一角之景致，所画的树石线条刚劲坚凝，有如折钗股似的弯折之角。他常常不作全景式铺陈格局，而描绘边角之景，如明代曹昭所说：“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坐独坐。”(明?曹昭：《格古要论》)《踏歌图轴》系马远大幅山水的代表作，也是大斧劈皴法的经典之作。图中远山矗立，雾霭迷蒙，宫阙隐现，小桥通垄，老翁醉酒，且歌且行，安居乐业，景象和谐。图意可见宋宁宗赵扩在图上题的五言绝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夏圭的《梧竹溪堂图页》为绢本，设色，纵23厘米，横26厘米。
夏圭，字禹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宁宗朝画院待诏。初学人物，后工山水。夏圭有“夏半边”之称，意指夏圭多作山水滩岸林带半边之景致。此图页画梧桐用浓墨作双勾，苍劲质朴，画竹叶分出浓淡不同层次，茅屋中的人物以简笔勾出，远山以花青轻勾淡染，下笔果断，墨色淋漓，笔法苍老，但气韵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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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世贞曾有‘‘山水，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一变也；刘、李、马、夏一变也……”由此，我们可清楚地看出“南宋四家”--刘、李、马、夏在山水画史上独特地位。其实此四人不仅为山水圣手，他们同时在花鸟与人物题材上亦十分突出，且其绘画风格与其山水一脉相承。“南宋四家”在山水、花鸟与人物三科创作上同时标示着南宋阶段性风格特征。
虽然“四家”为南宋画风的代表人物，但每位画家在显现时代风格的同时，也还有着各自的面貌特点。在南宋画风形成过程中，李唐肇其端，似乎既在续接北宋传统，同时又在建构南宋时尚；接着是刘松年的标出，使得南宋面貌为时人所重；及至马、夏辈，南宋画风完全确立，经此两人努力，更臻于完善，从而在美术史上以“院体”之格占有独特的学术空间
南宋南迁以后，虽处于便安动荡局面之下。但是绘画艺术的繁荣情况，仍不亚于北宋在临安恢复重建的南院画院，仍是当时绘画活动中心，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有北南移，是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新的变化，特别是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开创了山水画艺术的新风格，他们四人被称为，南宋四大家
以“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弃置北宋以来为主峰为中心的高山激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两对角远近对照方法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中心偏离正中。坐落在半角一边，开阔画面空白，形成暗示空间，画面出现的是颇有选择的舍取地从某个角度，某一局面，某个对象的某一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旨。在对这些远为有限的对象的细致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个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受，应该说北宋的意境来，题材，对象，画面是小的多了，但刻画精巧细致多了，自觉地抒情失意也更为浓厚鲜活。南宋山水画创造了第二种艺术境界，诗意的追求和细节真实同时并举同时对称走向匀衡，空间更具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代繁。。。中国艺术的意境美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南宋四大家共同开拓了山水画的一代新风，但是，各自也有不同风格
一、李唐的艺术创作
李唐，字唏古，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关于李唐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而对其生卒年的考证又直接关系到李唐进入南宋画院的年岁以及其画风转变的判断。为此许多学者曾进行过认真考证。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李唐生年定为1066年左右，卒年在1150年之后。以此为前提，李唐约在48岁前后于宋徽宗政和年间参加了北宋画院的入院考试。据明·唐志契《绘事微言》所记，此次考试李唐显示了他的睿智，考题定为以《竹锁桥边卖酒家》为题作画一幅，其他考生都在竭力表现酒家之意，惟李唐着力一个“锁”字，他画桥头竹林外斜杆一根，上端飘挂“酒”字牌帘。宋徽宗阅此卷极赏，遂以第一名补入画院。自此，李唐便成为北宋画院的一名专职画师。
当时的北宋画院强手云集，李唐并未显得突出。1124~，李唐58岁，创作了《壑松风图》，这是迄今发现的李唐在北宋画院期间存在的唯一杰作。整体风格倾向明显为北宋范式，只是李唐的画风似乎与当时流行于画院的郭熙风格不类，而更近于稍前的范宽，并可上追到荆浩与李思训的影响。
1127年，靖康之变，东京失守，大难临头。李唐亦未能幸免，他也被掳走北国，成了金人的阶下囚。
刘松年，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住于清波门外而被人称为“刘清波”或“暗门刘”(清波门俗称暗门)。淳熙初画院学生，绍熙年间(1190~1194年)升为画院待诏。《四景山水图卷》描绘西湖庭院别墅的四时景色，春景图中春风绿柳，芳草萋萋，外游寻春，生机盎然；夏景图中花繁树茂，新荷初展，主人端坐，静心纳凉；秋景图中老树经霜，秋色甚浓，庭院深深，长者独坐；冬景图中白雪飘冬，朔风凛冽，骑驴过桥，踏雪寻梅。四时变化清晰，四景描绘入木，笔墨严谨细密，刚健兼有滋润，既继承了界画用笔精细的传统，又把人物与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笔墨生妙，诗意浓郁。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马远的《踏歌图轴》为绢本，设色，纵 192.5厘米，横111厘米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其曾祖、祖父、伯、兄及本人均为画院待诏，活动于南宋光宗、宁宗年间。马远对于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马远有“马一角”之称，意指马远多作山水一角之景致，所画的树石线条刚劲坚凝，有如折钗股似的弯折之角。他常常不作全景式铺陈格局，而描绘边角之景，如明代曹昭所说：“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坐独坐。”(明?曹昭：《格古要论》)《踏歌图轴》系马远大幅山水的代表作，也是大斧劈皴法的经典之作。图中远山矗立，雾霭迷蒙，宫阙隐现，小桥通垄，老翁醉酒，且歌且行，安居乐业，景象和谐。图意可见宋宁宗赵扩在图上题的五言绝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夏圭的《梧竹溪堂图页》为绢本，设色，纵23厘米，横26厘米。
夏圭，字禹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宁宗朝画院待诏。初学人物，后工山水。夏圭有“夏半边”之称，意指夏圭多作山水滩岸林带半边之景致。此图页画梧桐用浓墨作双勾，苍劲质朴，画竹叶分出浓淡不同层次，茅屋中的人物以简笔勾出，远山以花青轻勾淡染，下笔果断，墨色淋漓，笔法苍老，但气韵清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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