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8-06-19
显学,就是影响广泛、地位显赫的学问,这里指当时阵容强大、声名远播的儒、墨两家,韩非以功利主义的刑名参验为手段,以法度为立场,直斥取舍不同的儒、墨后学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而尤以对儒学的攻击最力。与此同时,他希望人君利用权势禁止学术讨论,对异己的思想者“宜去其身而息其端”;认为民智“不足师用”,反对儒、墨提出的“得民之心”。世上最出名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翟。自从孔子死后,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自从墨子死后,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所以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自儒家所称道的殷周之际到现在七百多年,自墨家所推祟的虞夏之际到现在两干多年,就已经不能判断儒、墨所讲的是否真实了;现在还要去考察三千多年前尧舜的思想,想来更是无法确定的吧!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就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就是欺骗。所以,公开宣称依据先王之道,武断地肯定尧舜的一切,不是愚蠢,就是欺骗。对于这种愚蠢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明君是不能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主张,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只要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守丧三个月就行了,当今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很尊崇他们。儒家主张倾家荡产地大办葬礼,守丧需经三年,要悲痛到身体受损伤、扶杖而行的程度,当今君主认为这是尽孝,很尊崇他们。要是赞成墨子的节俭,那就应该反对孔子的奢侈;要是赞成孔子的尽孝,那就应该反对墨子的暴戾。现在是尽孝和暴戾、奢侈和节俭同时存在于儒、墨两家的学说之中,而君主却都要加以尊礼。漆雕氏的主张是脸上不露出屈服顺从的表情,眼里不显出怯懦逃避的神色;自己错了,即使对奴仆也要避让;自己做得对,即使对于诸侯也敢于抗争。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耿直而加以尊礼。宋荣子的主张则是完全不要斗争,绝对不要报仇,坐进监狱不感羞愧,被人欺侮不觉耻辱。当今君主认为这是为人能宽恕而加以尊崇。要是赞成漆雕氏的为人耿直,那就应该反对宋荣子的为人随和;要是赞成宋荣子的宽容,那就应该反对漆雕氏的凶暴。现在是宽容与耿直、随和与凶暴同时存在于这两个人的主张中,而君主对他们都要加以尊礼。显然属于愚蠢骗人的学说、杂乱相反的论争,而君主却都要听信不疑;结果世上的人,说话没有一定标准,办事没有固定主张。要知道,冰和炭是不能长久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寒冷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相反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而治理好国家。现在君主对于那种杂乱、荒谬和矛盾百出的言行全都听信,怎么能不造成混乱呢?听话、行事这个样子,君主在治理民众方面也就必然如此了。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5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减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减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拥有巨石千里,不能算富有;拥有俑人百万,不能算强大。石头不是不大,俑人数目也不是不多,但不能说是富强的原凶:在丁巨石上不能生产粮食,而佣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现在经商谋官和凭技艺牟利的人都是不靠种田吃饭的,这样土地得不到耕种。和巨石毫无二致。儒生和游侠没有军功,却得以显贵和出名,那就是使不动的人,和俑人的作用一样。现在只知道把巨石和俑人看成祸害。却不知道经商谋官和儒生游侠也是有地不垦、不能使用,同样是个祸害,那就是不懂得据事类推的人了。
因此,实力抗衡的别国君主尽管喜欢我们的仁义,我们却并不能叫他进贡称臣;关内侯虽然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肯定能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可见力量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小就得去朝拜别人,所以明君务求发展实力。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定要依靠自然挺直的箭杆。几千年也造不出箭来;定要依靠自然长成的圆木,几万年也造不成车轮。自然长成的直杆和圆木,既然千年万载也没有一个,那为什么大家还都能有车坐、还都能射箭打猎呢?因为应用了加上木材的工具和方法。虽然也有不经过加工就自然合用的直杆和圆木,但好工匠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坐车的不是一个人,射箭打猎也不是只发一箭。虽然也有不靠赏罚就能自行去做好事的人,但明君是不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法不可丧失,而所要统治的也不是一个人。所以有办法的君主,不随和偶然的天生善行,而推行必然的政治措施。
如果对别人说:“我让你一定又聪明又长寿。”那么。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是说谎骗人。因为一个人的智力,是先天造成的;一个人的寿限,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天性和命定的东西,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来的。用人家不能做到的事去讨好人家。所以大家才说他说谎骗人。向人家说那些无法做到的事,这便是奉承,而奉承是一种本性。用仁义教人,就跟用智力和寿命取悦别人一样,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空谈先王的仁义,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彰明自己国家的法度,在国内坚决实行赏罚,也就如同能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所以明君急切地追求有效的手段,而不去理睬虚妄的颂扬,所以不讲什么仁义道德。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现在,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