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影戏研究沉寂无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逐步恢复相关学术活动。这二十年出现的文章与著作在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文章达210余篇(其中有许多是属于报道性文章)，是前此文章总数的两倍③，著作20余部(含未公开发行的)。毋庸讳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影戏的主体性还缺乏足够的尊重，这种尴尬局面此时开始得以扭转。一方面，影戏的纵向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入，形成了一系列专题性研究成果。如影戏的起源与形成、影偶造型，影戏唱腔、音乐、影卷以及影戏与宗教、民俗的关系等。另一方面，扩大了研究的横向面，学者们立足于全国的影戏，不再局限于某些个案的考察。
影戏的本源始终是治影戏史者无法回避的课题。江玉祥的《中国影戏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2期)认为：“中国的影戏不是舶来品，它就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它是汲取了道士方术的‘弄影还魂术’，变文的影像配说、唱、乐的形式，以传奇文为剧本而形成的一种民间新型综合艺术。形成时间大约在唐代开元、天宝以后。”赵建新的《中国影戏溯源》(《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提出：“俗讲之于影戏，其作用的主要方面还在于‘演故事’一途。影戏‘借灯显影’的形式在受立铺挂像启发的同时，更直接的来源当为‘影灯’(或曰‘灯影’)。”此外，丁言昭的《木偶、皮影和宗教文化》、张晋元的《皮影戏的渊源与流播》等文章均涉及到这一课题的探讨。
影偶的造型非常丰富，它蕴含着丰厚的民间文化信息，成为工艺美术研究者关注的一大焦点。魏力群的《中国民间皮影造型考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通过考察我国皮影造型的演化，认为皮影“在造型风格上，早期皮影有着相对的一致性。明清以后，以河北滦州和陕西华县为中心形成了北方皮影和西部皮影两大区域流派，影人造型也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江玉祥的《略谈皮影的造型特征》(《文史杂志》1997年第2期)归纳出中国皮影的四大造型特点：合理的变形性、大胆的夸张性、巧妙的象征性、雅朴的装饰性。毛本华的《桐柏皮影造型》、张谷良的《海宁皮影戏的起源与造型艺术》、刘小娟的《皮影雕刻艺术》等文章均就皮影造型有所探讨和介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以皮影造型为研究主体的专著，如刘小娟的《皮影》(1998)、王韵凤的《腾冲皮影戏》(1998)、马德昌的《皮影艺术的魅力》(1994)等。
影戏音乐唱腔的研究也非常活跃，尤其是区域性皮影唱腔的介绍较多。这方面的专著有：刘荣德、石玉琢编著的《乐亭影戏音乐概论》(1991)，韩琢收集整理的《凌源皮影音乐简介》(1984年)，王威信编著的《辽南皮影戏音乐》(1989)，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河南省编辑办公室的《河南地方戏曲音乐汇编·灵宝皮影戏音乐资料》(1988年)。这些著作大都为基层文化部门的工作者编写的，理论色彩不强，但其材料具有较强的原创性。
影戏剧本亦受到专门的关注与探讨。如陈忆苏(台湾)的《复兴阁皮影戏剧本研究》(1981年，未见)、简涛《山东皮影戏〈八仙过海〉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 2)、王泽庆的《抄本皮影戏〈西厢记〉浅析》(《河东戏曲文物》1990. 6)、魏力群的《滦州影卷》(《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4)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庞建春的硕士论文《河北东部皮影戏影卷研究——影卷〈五锋会〉的现代民间传承与表演》(1999. 5)。该文以《五锋会》为个案，从民俗学的角度分析了滦州影卷口头传承的特征。文章涉及影卷的基本形制、影卷的现代传承与演出形态等。研究者的田野作业方法及其对影卷的民俗学阐发值得我们借鉴。
影戏艺人及戏班的专题性研究为者寥寥。李十三史料研究组编，高泽、王禾、辛景生执笔的《李十三评传》(1987)一书以丰赡的史料考述了清代乾嘉时期陕西著名作家李芳桂的生平行状和他创作的影戏剧本。此外韩琢编著的《凌源皮影艺人小传》(1998)亦存留有大量的艺人史料。真正从学理上来考察艺人和戏班的是台湾的学者，如石光生的《张德成艺人研究》(未见)与金清海的硕士论文《合兴皮影戏团研究》(1998. 6)。后者在田野访谈的基础上进行戏班的个案分析，论述了戏团的历史与现状、舞台生活艺术以及戏团的影卷。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文本形式均为影戏班社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本。
值得注意的是该期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研究专著和史料性读物，在更加广阔的层面介绍和研究了我国影戏。江玉祥的《中国影戏》(1992)和《中国影戏与民俗》(1999)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采取历史、文学、民俗、宗教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论述了中国影戏的历史源流、流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是迄今为止首次全面介绍和探讨我国影戏的专著，也是作者长期田野调查的结果。另外尚有刘庆丰编著的《皮影史料》(1986. 12)、崔永平的《怎样演皮影》(1987)，四川南充地区文化局编的《川北皮影戏》(1989)、魏革新的《乐亭皮影》(乐亭文史第五辑，1990)，秦振安的《中国影戏之主流——滦州影》(1991. 1)，赵建新编著《陇东南影子戏初编》(1995. 5)等著作从各自的角度对影戏进行了阐释。
由上所述，不仅滦州影戏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和推介，其他区域如四川、东北、甘肃、河南、陕西等地的影戏亦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影戏资料建设、戏剧本体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探索上也获得长足的进展。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尽管文章的绝对数量较多，真正有学术分量的仍为少数。从戏剧戏曲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核心问题依然没有突破。该期以民俗学、工艺美术学的学者成就较大，治戏曲史者明显缺席，尤其缺乏大家的参与，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总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断探索，二十世纪的影戏研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均得到极大的拓展。从对滦州影戏的集中关注逐渐扩大到其他区域的影戏；从对影戏一般性的描述扩展至发生与流变、艺术特质、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讨论。研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文献法，开始走向田野，尝试运用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手段来考察影戏。然而，也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是学术观念的滞后。长期以来，人们囿于传统的戏剧史观，大多侧重于汉族城市戏曲的研究，而对包括影戏在内的民间戏剧没有给予应有的学术关怀。尤其在八、九十年代，戏曲史论界基本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民俗学、工艺美术学等领域的学者们却有所作为。与此相关的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自三十年代以来，史论界总体上是借鉴和沿袭传统戏曲的研究套路，以考镜源流、叙述史实为研究指向；尽管后期有所矫正，但尚未形成契合影戏特征的成熟的研究模式。影戏不仅具有戏剧层面的特殊性；作为民间戏剧，它已融入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诉求之中，是一种活态的、生活的艺术。同时，影戏又具有很大的文化包容性，融合了民俗、宗教、音乐、美术等诸多文化因子，是民间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如果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依循传统的思维惯性显然难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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