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刽子手1851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针对清朝统治的规模空前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清朝官员李鸿章回原籍组织团练进行对抗，其后又受命组织淮军，出任统帅，在上海与太平军激战，受到中外反动派的赏识，取得帝国主义者组织的“洋枪队”（后改名“常胜军”）的节制权。继而率领淮军与英、法干涉军联合抗击太平军。他在攻陷“天京”和“剿灭”捻军起义中立下大功，从而连续获得提升，先后担任湖广总督和直隶总督，总管洋务、海防大权。由此可见，李鸿章正是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著名刽子手。 清廷某些人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著名人物 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优于中国，于是大量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聘请英、法军官训练淮军，还筹办机器局仿制洋炮、炮弹。创办新式军事工业来武装清军，便成了洋务运动的起点。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中的某些人，一方面面临着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领土的肆意侵占，一方面却要对付农民运动对清王朝统治的严重打击，他们打起“自强”、“富国”的旗号，推行洋务“新政”，企图以此来进行“自救”，摆脱统治危机。人们惯称这些人为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张之洞等就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洋务运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其中心活动是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军事工业，并兴办民用工业。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巩固封建体制，它所创办的许多军事工业，都是封建官府的垄断企业，它所创办的民用企业，其经营管理权，也掌握在清政府和官僚买办手中，因而具有浓厚的封建垄断性；洋务派官僚办洋务完全依赖洋人，他们办的军火工厂从设备、原材料、技术人员到管理人员都依靠外国，不过是外国军火工厂的附庸，所以也具有浓厚的买办性。虽然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也使中国社会开办了一批机器工业和产生了一些近代产业工人，还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出国，学习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对一部分中国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以上种种，都不免要为后来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洋务运动的本质上看，封建地主阶级中的这批洋务派企图依靠洋务“新政”来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求强”、“求富”只能是一厢情愿，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经过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的失败，尤其是90年代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就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清末主持外交以丧权辱国出名的大投降派 天津、北京条约订立以后，英、法、俄及后起的日本，准备分割中国领土，要从边疆入手。当时，清朝中反对洋务派的顽固派，在内政上甘于贫弱、腐败，对外交事件则在口头上动辄主战，宁愿战败求和；而当时掌握军事和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则主和而不战，一意主降。1874年，日、美勾结侵略台湾时，他不敢抗争，力主议和。其后，日本吞并琉球的侵略行为更为露骨，琉球君臣向中国求救时，李鸿章又不敢出兵救援，致使琉球被日本正式占领。1876年，英国趁沙皇俄国强占伊犁，日本窥伺台湾，中国边防、海防告急之际，利用云南人民出于对侵略者的义愤，杀死为侵略者带路闯入云南的英国使馆职员马嘉理的机会（即所谓“马嘉理事件”），向中国施加强大压力，挟制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而当时清廷对外国“有求必应”，亲自同英国侵略者签订这个条约的正是李鸿章。在《中英烟台条件》订立前后，沙俄趁新疆回民起兵反满之机，出兵占据伊犁，洋务派中另一代表左宗棠，主张出兵西征，李鸿章却主张不抵抗，要求清政府放弃新疆，两系于是势成水火。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又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法军大举侵略越南北方，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协助越南抗法，1873年年底法军大败。法国不甘失败，1883年又扩大侵略战争，并在1884年把战火扩大到中国边疆、沿海。但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却热衷请英、美“调停”，严令守军不得“先发开衅”，“虽胜亦斩”。由于中国人民对法国陆、海军的侵袭行径无比愤慨，自发起而抗战，继马尾海战，台湾、镇海保卫战连续取胜后，由爱国老将冯子材率领的抗敌军，又于1885年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与此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联合越南义军，也连续收复了许多失地。这时法政府在法国人民反战的浪潮下倒了台，法国陷于一片混战之中。但是清廷却忧心忡忡，害怕法军反扑，下令前线退兵，妥协议和。一意主降的李鸿章竟不顾抗法爱国军民的愤怒抗议，1885年代表清廷同法国驻华公使签订了屈辱的《中法和约》。这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丑剧，使各国侵略者进一步看穿了当时中国确实已经成为软弱可欺的对象的真面目！中法战后，英军又乘机攻灭缅甸，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又代表清廷毫无违抗地订约，承认英国吞并缅甸的事实。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次著名的侵略战争———甲午战争。在这场侵略战争之前，每一次外交上的失败，李鸿章都借口“水师还未练成，船舰尚须添置”，所以不得不“含忍议款”。其实，他利用向外国购买兵船枪炮的机会，却搜括大量金钱；对购械官员的贪污，他都不以为意；慈禧太后挪用大批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他也表示拥护；他只知以高价购买外国废船旧炮，装饰门面，巩固淮系军阀的权势。这一切，都自然使得作为洋务派的“新政”支柱的新兴海军———北洋舰队，在船炮武力上远远不及日本海军，从而不免要在甲午战争中遭受巨大损失。但是从根本上说，甲午战争，清军之所以战败，船炮不及日本，只是次要因素，主要原因却是出于李鸿章的投降战略指导。 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不但不增援驻朝清军，却竭力避战求和。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清廷驻朝海陆军，清海陆军被迫退回中国境内。日本占领了朝鲜之后，北洋舰队又被日本舰队偷袭。是役，著名英烈邓世昌率领的全舰爱国官兵拼死抗击，壮烈殉国。当时北洋舰队虽受重大损失，但主力尚存。李鸿章却故意夸大损失，压制北洋海军中爱国官兵的继续抗敌要求，强令北洋舰队全部舰艇龟缩到威海卫港。于是日军大举向中国进攻，大连、旅顺先后失陷。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平民，旅顺城内除了36名劳工被留下外，全城居民无一幸免。之后，日军又侵犯威海卫，北洋海军广大官兵多次请求出战，均遭李鸿章严令拒绝，以致“定远”、“靖远”两舰先后被日舰击沉于港内；海军提督丁汝昌也被迫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其余十几艘舰只均被日军掠去。与此同时，日军陆军又在山海关外发起进攻，清军全线溃败。于是，清廷代表李鸿章亲自向日本乞和、投降，于1895年订立了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巨额款项、丧失大批主权的《马关条约》。全国各阶层人民闻讯，对李鸿章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这个丧权辱国条约签订后，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化更进一步加深了！ 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一年，即1896年，李鸿章又抱着“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宗旨出访沙俄，他接受了沙俄的巨款（300万卢布）贿赂，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个卖国条约的签订，大大加强了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侵略势力，是它妄图变中国东北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步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当时正在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积极参与英帝国主义策划的企图以此分裂中国的“东南互保”活动。1901年，他又参加签订了《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彻底制服了清朝政府，使它成为统治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辛丑条约》也就成了清朝反动统治者完全投靠帝国主义的卖身契。慈禧太后就是在此时，厚颜无耻地公然表露了作为卖国贼的真实心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实行“以华治华”，清政府就的确成为“洋人的朝廷”了！ 《辛丑条约》签订的同年，沙俄又侵占东三省，中俄进行交涉。洋务派中的另一些人张之洞、刘坤一主张联英、日拒俄，但李鸿章却力主与俄签约，决心出卖东三省。由于政敌张之洞对他的攻击，其他列强也不允许清廷单独出卖东三省与俄国，李鸿章的卖国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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