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一页宣纸，提一管羊毫，本欲酣畅淋漓，一挥满纸风云，不料，一团乌墨滴下，污了我的纸，也乱了我心。点点斑痕，仿佛一具具屈死的冤鬼，撕心裂肺一般抓挠着我的灵魂，他们便是我笔下的"奸臣"和"贰臣"们。
何谓"奸臣"？何谓"贰臣"？
中国的史学家和书论家们，深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定要把前朝的臣子分出好坏，非忠君或异己之臣谓之"奸臣"，背主或易主之臣谓之"贰臣"。比如岳飞和秦桧，岳飞是忠臣，秦桧自然变成奸臣，岳飞被奉上了神坛，秦桧自然被打下地狱，并要世世代代跪在岳飞的坟前。国人们都必须要吐上几口痰，方才解恨。真可谓："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亏姓秦"。赵孟頫和王铎是亡国之臣，理应"忠臣不事二主"，他们就不应该归顺新政，要么去死，要么归隐山林，因为你归顺了新主，史学家们便称之为"贰臣"。"贰"在这里是贬义的，相当于奴颜媚骨。
因为是"奸臣"，是"贰臣"，是必就没有人品了，其书法艺术价值，也就一文不值了。为什么大多数"奸臣"、"贰臣"的书法作品流传甚少，且多为后学之人和藏家所不齿，或许是他们名声太臭而因人废字的缘故吧?！人们总是觉得，把"奸臣"的字挂在家中，等于玷污了家风，学习临摹，等于学习了邪恶之气，也有损于自己之光辉形象，这大概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吧？可我的观点似乎有点相左，我觉得政治归政治，写字归写字，何必非要把政治和书法联系在一起。所谓"奸臣"、"贰臣"，无非是政见不同，无非是主子不同，跟人品关联不大，跟书法艺术更是毫不相干。
北宋蔡京，声名狼籍。若论其书法，必须啧啧称赞，蔡京之书法，用笔率意自然，不滞不板，洒脱而舒畅，体形豪健，顺势而就，痛快而沉着，连羁傲不驯的米芾都大加佩服。米芾曾说，自晚唐柳公权之后，就得算蔡京与其弟蔡卞了。所谓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蔡"，想必大家都知道指谁了。如果蔡京不是奸臣，哪有蔡襄名列四大家之份！然而，中国人总是把人品和政治联系在一起，是必，"奸臣"就一定没有了人品，连其书法也一并打入冷宫。
再说臭名昭著的秦桧，臭是有点臭，倒也未必臭到极处。我一直以为，他只不过是政治的替罪羊，也许你有你自己的观点，我不想与你抬扛，如果当时在宋金和约上签字的是你，你也未必比他高尚。秦桧是状元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造诣颇深，不必多说。
单就说说，现在印刷用的宋体字，其实应该叫"秦体"，秦桧在赵佶“瘦金体”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工整而简便易学的独立字体，被徽宗推广全国，成为公文专用书体。这就是书法艺术的现实意义之所在，但老百姓在使用的时候，似乎已经忘了这些字的奸相。不管秦桧是否有错，不管他是否应该听从宋高宗的旨意而谋杀岳飞，不管他是不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为岳飞的死，秦桧就注定会被写入“奸臣传”。然而，这些都跟书法又扯上什么关系呢？中国人不敢指责主子，只好把板子打在了奴才的身上。
无独有偶，历史是相似的，李鸿章是近现代史出了名的大汉汗、卖国贼。李鸿章，中国海军创始人，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也因签订和约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千古遗恨李鸿章》，有个叫"亮剑"的朋友在留言中说，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历史已盖棺定论，说我怎么能给他平反，说李鸿章当时就可以不在和约上签字。是的，他可以不在和约上签字，然后高傲地扔下笔，拍拍屁股走人，可您知道不签字的后果吗？仍然免不了继续山水破碎，生灵涂炭。弱国无外交，谁去议和谁就成王八蛋，你签字，我签字，你我都是卖国贼。
虽然人们对李鸿章的功过是非争议颇多，不过，他的书法成就，还是可圈可点的，功底之非凡，令人折服，至少，我是举指称赞。比如李鸿章的对联和扇面书法作品，布局有序，字字珠玑，行行有度，谐于一体。
古往今来，"奸臣"、"贰臣"，言之不尽，是否功过，罄竹难书。书法笔祖李斯，泰山刻石，留名千古，因为与赵高合谋，令扶苏自杀，自己也未能善终，更为后人唾骂;文姬之父蔡邕，著有《九势八诀》，学书之人捧为经典，因为董卓视蔡邕为知已，蔡邕自然变为逆臣;"楷书鼻祖"钟繇，因从政曹魏而身价倍减;明四家“邢张米董”之"张瑞图"，因为依附魏忠贤，加入“阉党”，为士林所不齿;北京顺天府，"至公堂"的匾额，为严嵩所书，至今无人敢替代，因为屈服于朱厚熜的皇权淫威，奸臣形象，深入民间;魏碑大家郑孝胥，题写的"交通银行"行名沿用至今，因为参与建立满洲国，"汉奸"之名，无法洗脱……。
论起"奸臣"书法，不得不说下当代。康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曾为中央政府核心人物，随着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而名声扫地。可在书法领域，我认为康生是当代书法之大家。他曾自负地说:“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沬若写得强。”虽是狂语，但平心而论，郭沬若的书法，确实略显得有些媚俗了。至于郭沫若的人品如何？不好妄加评论。因为政治，康生理应被列入"奸臣"，其字，其画也就无人问津了。
历代书法评论中，书品即人品是主流观点。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写字者，写志也。”;张旭说：“非志士高人，讵可与言要妙？”;司马光说：才胜德者，小人也。这些观点我皆能接受，比如颜真卿，比如苏轼，我在我的文章《书由心画》中已有摄猎，恕不累述。但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上的奸臣、贰臣亦不乏书法之大家，比如赵孟頫、王铎和张瑞图，其书法艺术对今天依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今学书之人，赵孟頫是一座绕不过的山峰，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流动带行，外貌圆润而筋骨内含，似接右军正脉之传，仍存大节不夺之气，与颜、柳、欧并称为中国楷书“四大家”。而明末以来，人们对赵孟頫的书法，褒贬不一，有人就说赵字妩媚多俗，缺乏力道。傅山、董其昌、康有为就对赵字嗤之以鼻，讥之为甜、媚、俗，是"奴书"，傅山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无骨”。可到了晚年，又怀念起赵孟頫，并对赵之书法倍加赞许。他在《秉烛》一诗中写道：“秉烛起长叹，其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奇，管婢亦非常。……”悲莫悲兮！傅山。
晚年的董其昌也幡然醒悟，也极力推崇赵字:"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不可及也"。为什么他们都要如此贬低赵体书法？直到晚年才良心发现？究其原由，无非赵孟頫是个"贰臣"，身为帝胄而入元为官，有失士大夫之铮铮铁骨。大宋是你赵家的江山，江山既破，理应以身殉国。
赵孟頫，旷世奇才，当年忽必烈命程钜夫招募江南才士，赵孟頫必是其中翘楚，自然难逃厄运。赵孟頫对自己出山为仕的选择，一辈子都耿耿于怀，他在《罪出》中，道出了心中之感慨和屈辱：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
谁令坠尘网，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身为"贰臣"，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无非是莫大的耻辱，于是，书法就成了“贰臣”心理矛盾的化解和落寞情怀的排遣，这样，似乎更成就了他们能走上书法艺术的巅峰。"神笔王铎"，在晚明书坛上，鼎鼎大名。王铎降清后八、九年时间，书风更趋成熟老辣，其狂草技法已臻化境。但作品已失去崇祯朝的扛鼎之力和奋发之气，而转为理性和孤冷，字里行间充满着纠结和矛盾，忽正忽斜、忽雅忽野、狰狞怪诞、乱象丛生，象当哭者的长歌，是绝哀者的吼声。
王铎一生，本意精忠报国，然生不逢时，朱家王朝已临末日。可哀国破家亡，王铎是几经被殴死才入清廷为仕，虽未出力，但“贰臣”二字已成铁打铜铸的长枷，牢牢锁定了他。他身为明朝官员，却并未以身殉国或反清复明，岂能不叫"贰臣"。可悲自己未能象当年好友黄道周、倪元璐那样一死成节，倒也干干净净。
在我看来，"奸臣"、"贰臣"并未人品一定恶劣，严嵩私生活很严肃正派，几乎无可挑剔，一生只娶一位大他一岁满脸麻子的欧阳氏为妻，夫妻感情很好，从一而终。赵孟頫一生忠于与管道升的爱情、婚姻，为后人津津乐道。"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而那些骂他们的人，其品行也未必比他们高尚。董其昌，明代书法泰斗，一生官运亨通，然而为官一方，仗势欺人，祸害乡里，结果，官逼民反，"民抄董宦"，无恶不作的董其昌，差点被烧在府中。康有为，身边妻妾成群，戊戌维新失败后，“六君子”被屠杀，他并没有像谭嗣同一样“杀身成仁”，而是国外逃生。
“忠臣不事二主”，不管其主子是否圣主、明主?是否昏君、暴君？都必须从一而终，这是儒家道德思想，必须尊守，没有是非，不论真理。统治者的需要，不在真善美，只求你"愚忠"。于是，从古到今，史学家、书论家们由人品到书品对他们一贬再贬，甚至全盘否定。
直至今日，还有些书论家们，酒足饭饱之余，用竹签剔剔牙齿，和着饭沬一起骂着"奸臣"和"贰臣"们。那是他们的思想深处，还认为现今之中国，依然是后封建时代，因为他们还是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使这种观点为人们普遍接受，这是人性的扭曲，这是民族精神的扭曲。
“字如其人”，只能说书法跟性格有关，通过字可以看出一个人在写字时的性情，或豪放，或严谨，或伤感。至于品行，谁敢说他从一幅字中能看出一个人的为人。难道说，"奸臣"的字一定有一副奸相吗？即便你说他是"奸臣"，可他们自己，依然以为胸中有正义，如此，他们的书法作品自然仍表现出精悍之色，松秀之美，比如严嵩，至死，他依然认为自己浩然正气，是忠臣，是君子:"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请问:这种心态下写出的字，你能看出奸相与邪恶吗？
站在时代和个人的角度下思考这些问题，这些"奸臣"、"贰臣"们，到底是不是有争议？也只能看观者站在什么角度了，尤其是观念方面的东西，似乎难分优劣。光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他们是忠臣，或是奸臣，的确有失偏颇。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全方位去解读，于国家，于民族，有正义的要弘扬，要尊重历史真相，辩是非、分善恶，还他们一个公正，既不能因人废字，也不能为他们歌功颂德，吸取其精华，唾弃其糟粕，做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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