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对外交往的繁荣，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不仅在交往的地域上跨越亚欧大陆和东西洋，在交往的原则上也能做到无论种族与文化，一视同仁，互相尊重。尤其在文化交流中做到有出有进，双向互动，在输出自身律令礼仪与文化典籍的同时，大量吸收世界各国的宗教与艺术。中外文化在唐朝交融互动，产生出绚烂夺目的时代光辉。中国之所以在唐朝时期出现如此博大恢弘的世界主义胸怀，与其经过长期民族融合和剧烈阶层升降而形成的多元社会结构和包容社会心态密切相关。
唐朝君臣在对外交往和现实生活中能够抛弃中华与夷狄的隔阂，尊重并吸收各国的文化习俗，尊重各国的法令，《唐律》对涉外案件的处理作出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人小说《御史台记》记载，贞观年间，长安金城坊发生了一起疑似案犯为胡人的盗窃案，雍州长史杨纂接到报案后的判决意见是“京城诸胡尽禁问”，即将全城的胡人全部抓起来审问。
担任雍州司法参军的尹君表示反对，拒绝在文书上连署，理由是“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他建议“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缩小搜查盘问的范围，不能对胡人打击一大片。作为上级的杨纂要求尹君服从，签字连署，在对峙中沉吟片刻后，杨纂最后签署了这样一行字：“纂输一筹，余依。”表示听从尹君的意见。唐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太平广记》卷249）。贞观君臣之间的这个诙谐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朝社会对外国人的包容与尊重。
《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开元初，大食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担任宰相之职的张说主张对四夷使者“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新唐书·张说传》），同样体现出对四夷使者与外国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唐朝前期对外关系呈现出相当宏大的世界格局，一个重要原因是唐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以及阿拉伯大食的崛起，两个帝国内部的有效治理体系包括发达的交通系统，使得双方的直接交往表现为对整个欧亚世界的涵盖。而且，陆路交往促进了海上的交往。随着城市和商业的繁荣、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南方地区天然港口在新的经济地理格局中重要性的提高，到了唐朝中后期，海外贸易尤其是与东南亚、印度和波斯湾地区之间的新兴海上贸易活动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开始通过海上大宗商品贸易与一个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发生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