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看古装剧的时候，里面也有不少关于读书的画面，但是它并没有特意地去描写这些关于读书者们的细节，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明代的学术风气以及在那个时代的学者们都是怎么学习的。
明代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俨然已取代程朱理学的地位。王学固然可以自由发挥，却也有其不够严谨之弊。明代清谈之风，不下于魏晋玄学，学者大多不务实际。明代覆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省中国文化及明代制度的缺陷。
指出士大夫只务游谈，不通世务的风气，应是中国致败的病象之一。清初“颜李之学”（颜元、李塨），当是对于明代学术风气的反响，提出了也实践了实学与实行的要求。
先秦儒家学说原将德行与学问，视作内外相应的。儒家学问是道德的体认，与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学问的知识认知，并不相同。程、朱、陆、王都在学问思辨上，有重大贡献，但若是学者只着力于学问思辨，而缺少身体力行，上述内外兼修而又相合的工作，便无着落。明代王学盛时，刘宗周诸人已不甘从书本从事学问，尤其言辞的学问，而改从慎思明辨之上致力于正心诚意的修身。他们不仅注重慎独及自记功过，还在同人之间互相帮助砥砺德行。
明朝覆亡之后，刘宗周弟子黄宗羲，如上所述，遂以为这种笃行功夫也不能救济时艰，于是晚年有《明夷待访录》的深刻反省。颜元（1635—1704）与李塨（1659—1733）崛起于河北乡间，与明末江南诸学派并无关系。他们生长的地方，正是金、元之时北方新道教兴盛之处，乡里风气质真。清人入关，圈地、投充及追捕逃人的弊政，使北方百姓身感亡国之痛。也为此，颜、李对于明代士大夫高谈心性有痛切的批评。颜元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一例。
颜元自律甚严，耕作、教学为生，自身恶衣粗食，艰苦劳动。他的行为举止，不敢轻慢失仪，并且与同志相约互相规箴。凡此均是实践儒家鼓吹的处世做人标准，以这一途径纠正学者空谈的弊病。颜元对于现实政治，亦有批判。
他大致主张学问须能经世济民，因此所著《存学》《存性》两篇，都坚持“学”与“习”不能分开。他的教学项目，不仅包括儒家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且兼及实用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用今日的学术项目言，即军事学、经济学、工业技术、农牧生产等项。他的关怀，在于正德、利用、厚生，而且不仅正一身之德、厚一身之生，更须扩而大之，由身及众，由家及国，以教育正一国之德，以政治利一国之用，以生产与福利厚一国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