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1.家道没落。陶渊明时代，自己的家庭已经破败成不像样子。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都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
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孟嘉的生活方式，深深的影响了年幼的陶渊明，喜欢饮酒，得意时旁若无人。
2.陶渊明家虽曾出过高官，可是仍然出自寒门。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做官之前，就曾生活举步维艰。当时陶侃的母亲为了款待陶侃的朋友，不惜削断自己的头发换取酒菜。陶渊明也是如此，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3.人情薄如纸。俗话道：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你家在官位的时候，多少人慕名巴结，可是一旦倒台后，很少有人前来看看。这就叫：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居深山有远亲。此时的陶渊明无权无势，自然很少有人前来雪中送炭。
4.不屑于同流合污。陶渊明是个志向高洁的人，是个有着远大理想的人，不想蝇营狗苟，做个无耻的小人。如果他愿意屈就，肯定能得到桓玄的赏识，此人当时对东晋江山虎视眈眈，自然要招募很多有本领的人物。
5.不愿意做篡国臣子的帮凶。本来在当时，刘裕起兵讨伐桓玄的时候，他很激动，也很兴奋：“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可是后来看到刘裕排杀异己，驱逐能臣，方才明白此人比桓玄更可恶。
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
6.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
扩展资料：
陶渊明在正式归隐之后，也开始了自己的种植经历，也许种的粮食并不尽如人意，也许都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可是这也无法阻碍他向往自然的内心，这就是”真爱”了吧。陶渊明在归隐的生活中，也开始了大量的创作，他所写的大多是田园诗歌。
陶渊明没有对劳动人民的歧视，并且是对他们的淳朴品质的欣赏和赞美，陶渊明的诗的语言也大多是淳朴自然，非常接地气，对周围的农民非常友好。但是，在久而久之的相处之中，陶渊明也发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并不幸福，高额的赋税，一年的努力都甚至满足不了自身的饥饱问题。
陶渊明也对这些人表示了深深的同情。虽然，真正的归隐，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感慨自己的额际遇。因此，陶渊明也会写一些怀古诗来抒发自己的不满。
既然他在选择时，有所纠结，就表明陶渊明实则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他渴望社稷祥和，百姓安康，可是面对当时浑浊的政治现状，他也有很多的无奈与苦闷。但是，至少，陶渊明能够保证自己的廉洁，未曾与贪官合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陶渊明
陶渊明的时代，两晋时代，王朝不断更迭，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有识之士，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还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内心总是非常痛苦，许多名士常常借酒来隐蔽自己，回避政治斗争，而陶渊明的回避最彻底，他归耕田园，做到真正的藐视功名。他真正找到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途径，他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
二． 哲学背景
由于社会的大动乱，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儒、道失衡的时代，两汉儒学开始是今文经学，而后是古文经学，到东汉末年，儒学系统变得“不周世用。人们对儒学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建功立业理想如梦，文人士大夫纷纷皈依老庄和玄学，玄学以探求理想人格的本体为中心，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无”的理想境界中，它是一个独立于现实功利之外的逍遥世界。
三． 文学、美学背景
这是一个很间接的原因，从东汉到魏晋，在文学、美学上出现了一种新思潮，即人的觉醒，是对人生、生命、命运、时候的强烈的欲望和留恋，是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陶渊明追求长生，服药练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这种风气，是他归隐的一种潜在的原因。
四． 自身的家世
从家世来看，世代为官，导致他不得不考虑名位问题。这也是他归隐的原因之一。
另外，他归隐与当时佛教的传播也有一定关系，虽然陶渊明不信仰佛学，但佛学让他产生了人生是虚幻的想法，他以为在短暂的有限的人生中要及时行乐，在他的诗里，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反映这种想法的诗。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是儒家的思想。安贫乐道:道:主张，思想。安于贫穷，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乐。旧时士大夫所主张的为人处世之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挨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的这个“自然”一方面有自然而然，自然无为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指大自然。老子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正是主张统治者效法自然的法则，也就是自然而言来为政。陶渊明的“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这也是陶渊明最终归隐田园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