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对于那样一个泱泱大国，他所能作的多半是记录。比起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官员相比，他可以改变得的东西相当有限，而其性格更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劣势。客观的讲，后人纪念司马迁，既是对他的尊敬，也包含了许多同情，这让司马迁成为了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悲情英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心被淹没在一个所谓“盛世”的大汉。
司马迁的憎恶分明是大部分人爱他的主要理由，但这四个字却远远不能概括司马迁的全部。之所以他的名字能够和他的《史纪》一起被载入史册，不仅因为他有一颗心怀天下的赤诚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做到了一个史官和一个人的境界——真。
我愿意把这种真概括为一种“实录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父亲临终前的嘱咐，也一直延续到司马迁生命的终点。
为了得到历史最真实的素材，司马迁走遍神州万水千山，以最近的距离去接触每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今天才得以将《史纪》奉为历史真实公正的范本。从技术上讲，司马迁收集史料的方式是原始而落后的，没有碳14定位仪，没有多少人的协助，也没有今天史学家们系统的理论知识，他能做的只是朴实的记录。
面对现实，记录现实看上去不及征伐疆场将领之勇，也不及社稷江山帝王之智，但司马迁的一生却告诉我们记录者的力量。王侯将相、布衣百姓只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又一个等质量的元素，真实的呈现对于司马迁既是一位史官的职责，更是他胸中最大的心愿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创造者，他们在历史的巨钟上猛敲，要让后人也能听到余音。历史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可谁又让我们记住历史？司马迁正是用它这种对呈现真实的执着让后人记住了历史，也记住了这本巨制背后的那个曾受腐刑的司马迁。
比了解到真相更难的是把真相说出来，而钱与权正是说出真相最大的阻碍。幸运的是，历史人物不会因为自己的丑像被暴露而找司马迁算帐，但他所经历着的汉武帝却也着实考验者他作为一个史官的秉性——而他做得很好。
如果司马迁活在今天，他也许会做一个记者，估计还会拿到普利策奖。而如果他仍身在中国，他的处境恐怕会更加尴尬。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实录精神究竟有多少长进？而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肚量去容纳实录者的存在？这些问题着实让两千年后的我们汗颜。
实录精神的存在需要社会的宽容，也需要实录者的勇气，而一个宽容的社会也注定会增加实录者的勇气。记录现实比记录历史更需要勇气，因为现实中的丑陋者从来害怕让人知道自己的丑陋，而记录也远远不止于美丑之辩！不要说记录者代表正义，但起码应该代表事实——这是记录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呈现真实是一个技术活，但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
看看我们的记录者，我们的作家们、导演们、记者们。他们是否在记录？如果没有，是不敢吗？还是不愿意？还有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阻碍他们，让他们选择了服从或迁就？从这点上说，司马迁是他们的老师，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追问谢谢亲，你的回答让我长知识了！*^_^*
不过，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看法在别的地方发过吗？这是试题，不能和同学一样啊，否则，不就露馅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