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叙述
[摘 要 ]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 ,张爱玲以对上海的热爱在日常性的生活空间里 ,书写十里洋
场浮华背后的别样风情 ,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都市小市民挣扎于中西杂糅文化形态中的可怜窘态以及他们的独
异智慧。
[关键词 ] 张爱玲; 日常性; 中西杂糅
张爱玲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她于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中兀自蜗居上海 ,编织着一则又一则的传奇故事 ,以独特的美学关照 ,写出了都市苍凉中的浮华与颓废中的超拔。张爱玲意在“ 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 ,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 ,所以她无意去遵从左翼革命叙事 ,而是自觉地继承源自晚清的日常性传统 ,表现了大历史遮蔽下的琐碎历史 ,如她所言:“ 时代是仓促的 ,已经在破坏中 ,还有更大的破坏
要来。 ” [ 1 ] ( P135)张爱玲一方面传达出了这种世纪末式惘惘的威胁 ,另一方面也如她笔下的白流苏一样 ,耸耸肩 ,“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 。张爱玲对上海的热爱是不言而喻的 ,她的小说也是写给上海人的 ,“ 我喜欢上海人 ,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 [ 2 ] ( P3)。在她的散文中 ,也总是以上海“ 小市民 ” 自许 ,她的小说主要以这些小市民的庸常生活为主 ,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才是最真实的上海。
一、 日常性的都市空间
同是以十里洋场为描写对象 ,张爱玲与新感觉派却有着截然的不同。新感觉派把上海描绘成一个物质乌托邦 ,其笔下的事物具有一种非体验的色彩。新感觉派通常不写人物的性格 ,同时人物的身份也模糊到只分为男人和女人 ,有时甚至把女人化为与汽车、 体力竞技同等的现代生活的符码 ,他们之所以力图消泯人物身上内在的历史痕迹 ,避免对城市的深究 ,是为了追求现时性 ,以求得一种国际化的风格。这样做势必会留下“ 非中国化 ” 的诟病 ,即杜衡所说的“ 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 ” [ 3 ]。
张爱玲继承的是晚清日常性叙事的传统 ,由于这一传统与“ 五四 ” 后社会解放的主潮不合拍 ,受到了新文学的压抑和排斥从而只能隐性的存在于口岸通俗文学与旧小说中。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正是这种隐性的特征 ,提供了关注个人私、性空间的可能性 ,从而提出了个人合理化的叙述模式 ,即不写个人需求与社会的矛盾 ,而是写个人爱情与社会的妥协 ,写一妻一夫的小市民的伦理 ,把爱情和现代人的具体谋生联系起来 ,承认日常生活的合理化。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 ,公共的和私人的空间都很小 — — — 通衢大街边上的里弄和小道 ,阴暗的阁楼或阳台 ,充塞了旧家具的老房子 ,在拥挤的楼房当厨房用的走廊。这个世界迥异于新感觉派笔下那个声光电化的奇幻世界 ,是一个更加平常化的世界 ,更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地方性和互动性。在这个世界里 ,生活的节奏似乎“ 押着另一个时间的韵律 ” ,这种和时空的古怪脱节 ,引入了一种不同的都会感。
但是张爱玲是如何将她的市民小世界与上海这个现代大都会联系起来呢 ? 对此 ,周蕾着眼于“细节 ” ,认为“相对那些如改良和革命等较宏大的‘ 见解 ’ ,细节就是那些感性、繁琐而冗长的章节 ,两者的关系暧昧 ,前者企图置后者于其鼓掌之下 ,却又出其不意的给后者取代。 张爱玲的细节世界是从一个假设的‘ 整体 ’ 脱落下来的一部分。而张爱玲处理现代性之方法的特点 ,也就在于这个整体的概念。一方面 ,‘ 整体 ’ 本身已是被割离 ,是不完整和荒凉的 ,但在感官上它却同时是迫切和局部的。张爱玲这个‘ 整体 ’ 的理念 ,跟那些
如‘ 人 ’ 、 ‘ 自我 ’ 或‘ 中国 ’ 等整体的理念不一样。 ” [ 4 ] ( P85)
李欧梵也认为这种细节的存在“ 可以超越私人领域扩至作为整体的上海都会生活。张爱玲借着她的细节逼迫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物质‘ 能指 ’ 上 ,这些‘ 能指 ’ 不过讲述着上海都会生活的另一种故事 ,也依着她个人的想象力重新塑造了这个 城 市 的 空 间 — — — 公共 的 和 私 人 的 , 大 的 和 小的 ” [ 5 ] ( P288—289)。
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 ,人物生活的场所通常有两类: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石库门中的旧式房子 ,或是破败的西式洋房和公寓。前者在张爱玲的笔下显得亲切和温馨 ,后者似乎与作者有着某种感情上的疏离。里弄局促拥挤的生活空间更能体现出人际的复杂和人情的温暖 ,也更适合于流言蜚语的产生和传播 ,娘姨大姐们在公共自来水龙头下洗衣服时的闲聊无疑要比洋房里沙龙式的彬彬有礼更具真实的生活气息。即使是在洋房里 ,汽车、 冰箱、电话等仅仅是作为一种现代物质的象征或符号而存在 ,张爱玲倾注更多笔墨描绘的是一些带有传统色彩的物件 ,如炭盆子、 屏风、 窗帘、旧相册等 ,这些物件往往记录了人物经历过的变迁、 感受过的痛苦 ,人物也往往挣扎于过往的情感记忆中以不断地面对新的现实。
二、 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繁华和最开放的城市 ,无疑给作家提供了一个认知西方文明的窗口 ,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混杂也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洋场文化。张爱玲在表现这种文化的时候摒弃了中心思维模式 ,强调文化的多元性 ,她没有像新感觉派那样单纯追求现时性 ,将城市的深度抹平 ,以求得一种国际化的风格 ,而是把东方文明作为城市的内在逻辑融合进去 ,尽管更多的时候她表现的是西方生活方式与东方价值伦理交合中的不和谐状况。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 ,市民生活形式上的西方化 ,并未改变人们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 ,但是弱小民族的自卑心理又造成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认同 ,人们总是标榜自己是新派 ,否则就会自觉低人一等。 《封锁 》 中的英语助教吴翠远就因不曾留学而受人轻视 ,所以中西文化的这种所谓结合 ,便给人一种生硬感。即使是那些具有积极因素的西方文化到了洋场人物身上 ,也会完全走样:《茉莉花片 》 中的网球场被用来烧大烟;《留情》 中的杨宅虽有全套的西洋风格的家具 ,却依然搭着个烟铺。小说中人物的婚姻形式虽然“ 一切都按最新式的方法 ” ,但是新派的婚姻形式并不具备现代婚爱的价值观念 ,它所注重的是传统婚姻对男女从一而终的强化肯定 ,在新式的礼仪背后仍是一整套传统文化 ,涂上一层洋化的色彩只是为了避免被讥落伍而已。张爱玲对中西混杂霉变文化的表现 ,在写香港的题材中更为集中。她曾直言不讳地说:“ 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 [ 2 ] ( P57)所谓涵养 ,大概是指民族文化之根。香港作为西方的殖民地 ,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能为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而存在 ,生活其间的人物也只能按照西方人的东方想象进行滑稽而拙劣的表演。
张爱玲并没有用外在冲突的方式来表现中西文化的交融 ,而是贴近市民平易的日常生活 ,从两种文化的交汇中呈现出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张爱玲说:“ 这时代 ,旧的东西在崩塌 ,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 ,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一点儿不对 ,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 ,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 , 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 [ 2 ] ( P175)这在张爱玲笔下的男性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男性处于社会的中心 ,自然会承受更多的生活高压然而在转型期中西杂糅的都市文化面前 ,他们却陷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 ,对人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无力感。为了摆脱困境 ,他们选择了一种双重趋近的文化价值观 ,但是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只是迫于生活高压的一种机械反应 ,其自身并没有受过西方文明的长期培养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又根深蒂固 ,难以割舍 ,所以他们的种种努力更多的表
现了都市人挣扎于多重文化的可怜窘相。从另一个角度看 ,他们的这种超强的适应能力也体现了张爱玲所谓的“ 奇异的智慧 ” 。
三、 结 语
解放后张爱玲离开大陆 ,不久即过上了自我放逐的生活 ,其作品也几乎湮没不闻。随着六十年代夏志清将其作挖掘出土 ,其作品凭着华丽与苍凉的情感色调迅即在台港两地风行 ,并影响了一大批的“ 张派 ” 后学。九十年代初期 ,张爱玲的作品得以在大陆重新印行 ,并以其独特的魅力逐渐成为了一种商业文化符号。时至今日 ,随着张爱玲的去世及上海怀旧风的愈吹愈烈 ,张爱玲传奇的人生与作品依然是一个时尚的话题。面对身后的嚣尘 ,兀自端坐云端的张爱玲只会在嘴角泛起一丝浅笑 ,世故而尖诮。
【参 考 文 献 】
[ 1 ]张爱玲.《传奇 》 再版序 [A ].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 [ C ].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 1994 .
[ 2 ]张爱玲.流言 [C ]. 广州:花城出版社 , 1997 .
[ 3 ]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 [ J ]. 现代出版界. 1932, (9) .
[ 4 ]周蕾.妇女和中国现代型:东西方之间阅读记 [M ].明尼
苏达大学出版社 , 1991 .
[ 5 ]李欧梵. 上海摩登 — — —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
1945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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