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柳河东集》460多篇散文中，如果把他所写的行状、碑传 、墓志以及论说中带有传记性质的文字一并归入传记文学，则有60、70篇。这些作品除《种树郭橐驼传》一篇作于长安，《童区寄传》一篇作于柳州外，其余都是他在永州时所作。而《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 》《段太尉逸事状》《南霁云雎阳庙碑》《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等，则是柳宗元人物传记中优秀的代表作品。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当时社会的下层，其传主大都是市井小民或普通百姓，而不是那些功名显著或影响一时的达官贵人。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如《捕蛇者说》作者通过蒋氏三代捕蛇的遭遇，描写了中唐时代赋敛毒于民蛇的悲惨景象，反映了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农村凶狠官吏逼租时的狰狞面目和农民被摧残的凄凉景象。《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灵，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的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作者通过揭露当时社会买卖人品的罪恶，歌颂了少年区寄勇于克敌胜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寄托了他愤世嫉俗、被贬不屈的心情。再如柳宗元所写的《段太尉逸事状》本来是给韩愈修国史提供史料而写的，他具体描写了殷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史通·六家篇》）。柳宗元精心构撰而成的一篇篇传记中，每个形象都体现着作者的政见和感慨，柳宗元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民生的疾苦，无论在何种艰难的环境下，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参与，用文学创作反映现实，促进对现实的改革，他以极大的热情去描写人，揭示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的东西，并且以此为参照物来揭露社会的丑恶东西。通过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我们可以看到中唐时代社会矛盾的方方面面，残酷的地租剥削，繁重的劳役，横行不法的贪官污吏等社会丑恶现象，柳宗元是为着更好地维护当时的统治制度的目的进行创作，而我们却可以看到那个制度的种种腐朽和反动的一面。他的传记散文闪耀着“传示来世”的光华。
柳宗元的传奇文学不仅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
柳宗元继承了《史记》“史录”的传统，柳宗元首创平民传记，拓宽了中国文史学的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为人物传记宗的正史传记，没有为普通平民百姓写传的传统，只有少数行为卓越的平民百姓，如农民起义领袖、侠客、列女等，才有可能记入正史传记，司马迁等人开创了传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积极的不朽的意义，但构成人类历史主体的平民百姓，却不能进入正史传记，柳宗元首创平民史传，其意蕴非常浓厚。柳宗无以非凡的胆识，敏锐的目光、深刻的笔触，从这些看来不足挂齿的平民身上，挖掘出了应当被社会所弘扬的高尚品质、善良的天性、美好的心灵，聪明的才智，争取生存的权利。
药商宋清的好善乐施，慷慨豁达、始终如一；牧童区寄的机智勇敢，敢做敢当，不畏强暴；郭橐驼深刻的洞察力及内心的美好，非凡的聪明才智，建筑领班杨潜的超群才智和工于运筹等等，无一不表现他的首创的平民传记既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又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但有些作品中也存在着属于虚构和寓言的成分，或者作了一定的夸张描写。传记文学的生命是史的真实，但它并不排除某些合理想象的虚构，这些虚构的成分不仅没有影响文学的真实性，相反却增强了传记文学的艺术感染力。著名的《捕蛇者说》是一篇介于传记、杂文、寓言之间的文章。《蝜蝂传》借见物就要持物背负而又好登高的小虫，影射并嘲讽贪婪成性的财迷和追求高官厚禄的官僚。文章借物喻人名为“传”实则寓言，《河间传》《李赤传》《刘叟传》在构思与技巧上已近于传奇小说。这种实录与虚构恰到好处的结合，构成了柳宗元传记文学的鲜明特征。清代桐城派文人对柳宗元的传记文学颇有微词。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说：“柳文如《宋清传》《蝜蝂传》等篇，未免小说气”，故姚惜抱于诸传中只选《种树郭橐驼传》一篇也。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存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纤太刻，则亦近小说，这种出于偏颇式的批评，恰恰反映了柳宗元传记文学的价值。
在写法上，柳宗元还运用对比和衬托。《捕蛇者说》这篇文章是柳在元和初年被降职到永州写的。文章用衬托的手法，开头极力铺写毒蛇的凶恶和捕蛇的危险，而当地人却争着干捕蛇的事。当柳宗元提出去请求官府，更换蒋氏的这个差役，恢复他的租税时，蒋氏却愈加悲伤。通过对比描写，有力地反映出赋税剥削的残酷，从而得出“苛政猛于虎”的结论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宋清传》中将宋清与普通小摊小贩进行对比，普通商贩“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对于狭隘，与宋清的气度和见识自然存高下之分。《梓人传》中，普通工匠只会执斧刀锯，但却要听命于领工头杨潜的调遣，工钱也只有他的三分之一，通过对比来突出杨潜超乎凡人的才能和智慧。
柳宗元传记散文所选择的人物和事件，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时，他笔下的人物各具形貌和性格特征。柳宗元写人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善于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种树郭橐驼传》中一个目不识丁，不知官事道理的老农，因为种树种得好，因而长安地区那些营造园林，经营果木的人都争着请他去帮助种植。作者将此事“移之官理”以这位农民能顺应树木生长的规律来比照官府政令也应顺应百姓的安居乐业，选择这样的典型事件来叙说描写，寄托了作者有意识地探讨有关的政治方略。《段太尉逸事状》写殷秀实惩治郭希手下暴徒一节中，先写郭希骄横无度，纵容部下为非作歹，残害百姓，连地方最殷秀实高军政长官也要让他三分，借此展开了险恶的斗争环境，然后写殷秀实主动请缨，敢履非之地，就突出了他见义勇为，敢入虎穴的可贵品质，接着写双方短兵相接，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在双方的冲突当中作者将整个矛盾斗争写得紧张激烈，有声有色，合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人物形象丰满、生动感人。它是柳宗元用力写成的传记，曾自许为“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与史官韩愈致殷秀实太尉逸事书》)。
总的说来，，柳的传记散文在我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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