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如题所述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 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构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天人感应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来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来规柬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
  “天人感应”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尊崇,影响深远。天人感应对皇帝的警策作用,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已诏。后世帝皇逢灾荒年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无不深受天人感应的影响
  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次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儒家与权力的结盟使得儒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在治国方面,董仲舒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 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道有阴阳,人间有德刑。天以阳气为主,以生养为德;人亦应以德政为生以生成为意。………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汉书·董仲舒传》)
  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并以春秋决狱,来匡正律令严峻的弊病。认为人君应当施仁政。董仲舒的德主要是指人伦纲常。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三纲五常”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但是在同时又起到了制衡君主权力这样一个目的,”三纲”里的”父为子纲”,使得皇帝(天子)也要”事天以孝道”,皇帝也必须信奉天人感应,施行仁政
  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是单纯以尊儒为目的,它的目的是树立一种国家唯一的统治思想,用思想上的统一来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服务。他对汉武帝说过这样一段话“《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段话表明人文学术脱离不了政治,坦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旨在支持政治。董仲舒比李斯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既不“焚”也不“坑”,而是用文化统治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禁绝其它各家的思想和著述,只是在选拔人才和统治思想上不取其它诸家。他向汉武帝建议要“明教化”、“正法度”,力主实行“德主刑辅”的仁政,希望通过广设学校,来散布儒家道德礼仪,维护儒家地位和君主专制政权。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因此帝王君临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建议汉武帝:“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 (《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反对“郎选”、“任子”和“货选”等汉代官吏选拔制度。呼吁:“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提倡建立新的人才拔擢制度。认为设学校以广教化,这是巩固统治的关键堤防。
  汉武帝于是从其所议,“立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选贤才,举孝廉,郡国岁献二人,著为功令……。”班固曰:“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汉书·董仲舒传》)
  教育、选官等制度服务于儒家,为儒生进入政治权力机构,参与权力运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儒生逐渐成为政治思想界的决定性力量,有利的维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 董仲舒还极其推崇《春秋》。认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春秋》,义之大者也…….《春秋》,礼仪之大宗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宗旨是辨是非,正名分。认为孔子是带着政治目的作《春秋》的,《春秋》是孔子仁义道德和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
  董仲舒的学说是从维护汉朝的大一统出发的,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精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封建的大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改之事。他认为应该损抑诸侯,尊王襄夷,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
  董仲舒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揉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天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法宪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提供了初步模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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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9-11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第2个回答  2013-09-11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 年),死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
元前104 年)。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或说景县)人。他少年时代治《公
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毋生。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与胡毋生
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因为他治学
认真,所以在学术上造诣很高。《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
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汉书·五行志》也说: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在司马迁看
来,自汉初到汉武帝,传《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中,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
班固则认为,董仲舒是西汉儒者的一代宗师。
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贤良文学之士,于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即“天
人三策”)上书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五月,
诏贤良�6�8�6�8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内容是以《春秋》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从“天
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
“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才孝廉”。汉武帝对董仲舒所上“天人三
策”十分满意,于是用他为江都(今扬州)相,辅佐易王刘非。易王是汉武
帝的哥哥,向来骄横,喜好武勇。而董仲舒能以礼义予以匡正,因此易王对
他也很敬重。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间,治理封国用《春秋》灾异学说的观点,
推衍阴阳的变化,例如求雨的方法是要闭塞阳气,而放纵阴气的发展;要使
雨停止,其方法则相反。其实这只是一种迷信的仪式而已。

著书立说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境,易王刘非上书汉武帝,
愿意领兵出击匈奴。汉武帝不许可。因为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
杰,骄奢甚”①。很可能因为此事,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
中大夫是“掌论议”之官,居于都城长安。在此期间,董仲舒因善为灾
异之说,便在家里就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推说其意,写成《灾
异之记》②草稿,尚未上书皇帝。主父偃私见其稿,因为嫉妒董仲舒,所以将
《灾异之记》草稿偷窃出来上奏朝廷。汉武帝将它交与朝中诸儒审阅。其中
有讽刺时政的文字,当时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并不知道它是老师所写,以为
是很愚蠢之作。汉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下了大狱,继又下诏赦免其罪。
因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董仲舒之所以被赦免,大约与汉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有关。在
他复为中大夫以后,汉武帝又下诏书,要吾丘寿王“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
秋》”①,即要吾丘寿王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 年)公孙弘任丞相,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
一文中有“江都相董仲舒”之语,可见此时董仲舒已由中大夫复为江都相。
董仲舒为人廉洁直率。他治《春秋》公羊学,造诣很深,而丞相公孙弘在这
方面远不如他。公孙弘此人对于和他有过矛盾冲突的人,虽然表面上与其亲
善,而背地里却喜欢陷人于罪。他妒嫉董仲舒,盘算着找机会报复。他知道
汉武帝的哥哥胶西王特别恣意放纵,便对汉武帝说:只有董仲舒可以任用为
胶西王相。汉武帝便调董仲舒为胶西王相。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是个大儒,很
有德行,因此也还能善意的对待他。但是董仲舒还是怕时间长了难免得罪,
于是推病辞去胶西王相之职。董仲舒退居家中,始终不过问家里的产业情况,
专心从事著书立说。
董仲舒在家居数年中,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派使者及廷
尉张汤到他家里去询问,而他的对答都能阐明纲纪法度。
董仲舒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
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
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些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
露》一书中。
董仲舒最后因“年老,以寿终于家”。他的弟子有褚大、吕步舒、殷忠
等以百数,而他的子孙皆以有学问而做大官。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说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
神,是最尊贵的“百神之君”①。天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
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②。而人在自然界的
万物之中处于特殊地位,最为可贵。人与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③。这种
“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
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只有人的结构能与天地偶合:成人有骨366 节,
与一年的天数相副;大骨12 节,与一年之月数相副;体内有五脏,与五行相
副;外有四肢,与四季相副④,如此等等,总之,人确乎与天数相似而“合二
为一”。
董仲舒还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他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
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⑤其实天本无目的可言,在
自然界只存在因果关系,而并不存在目的关系,天有目的之说,是董仲舒强
加给自然界的。它便于统治者假借天的目的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董仲舒精心
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
制制度服务的。首先,他通过“天命”的桥梁服务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治秩
序。他认为,天意是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
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
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①。
董仲舒还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他认为天的意志是“贵阳
而贱阴”的,而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②,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还
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
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
并进而将五行伦理化。他说:“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③董仲舒还把
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
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④从此而推
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⑤又说:
“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⑥这里
所说的三纲,即《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
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即矛盾的对
立双方是不转化的。这种思想当然是形而上学的。那末,如何解释皇位的更
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
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
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①。可见“谴告”之说是对
君权神授的一种变相解释。而“改制”之说则是保证新继位的君主执掌政权
的一种形式。即新即位的统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后,必须“徙居处、更称号、
改正朔、易服色”②。但是“其大纲、人伦、道德、政治、教化、习俗、文义
尽如故”,即“三纲五常”等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说:“王者有改制之名,
无易道之实。”③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改制”说的延伸。他认为夏朝是黑统,商朝
是白统,周朝是赤统。历史是按照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循环不已。每次
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统”说来“改正朔、易服色”。这样虽然不断在形
式上发生变化,但实质上,即社会性质、生产方式却是永恒不变的。

神秘的认识论与性三品说
董仲舒的认识论继承了孟子通过内省的途径,按照“尽心”、“知性”、
“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
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视反听”④,“察身以知天”①,即由内省的
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
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②。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认为,“名”要符合
天意。他说:“名则圣人所发天意。”③又说,“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
天人之际,合二为一。”④名并非真实事物的反映,而是天意的反映。而且他
还认为,“名”要符合“义”与“理”⑤。他强调的是“名”,而不是实。认
识是以“名”为中心,他说:“欲审是非,莫如引名。”⑥“名”是判断是非
的标准。可见董仲舒是用“名”去正“实”。显然“名”是第一性的,而实
是第二性的。这是孔子唯心主义的“名实”论的发展。
董仲舒的认识论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
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⑦。因此,他的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
度。其所以如此,这是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分不开的。
董仲舒的人性论,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
张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
⑧。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
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⑨,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
⑩。他认为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
能善”①。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他认为,性好比田里的禾苗,善好比
谷米。禾苗长大能结出谷米,而禾苗并不全都能长出谷米。善是从质朴的性
中经过教育而成的,而性的质朴并非完全成为善②。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
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
务的。因此,董仲舒进一步提出“顺命”、“成性”、“防欲”的主张③。这
种统治方术,继承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主张,批判了孟子的性善
论,使之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
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评论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
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
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他
提倡的“谴告”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他还提出“限民名田”、“盐
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④,在当时是起了
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
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