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3-09-21
只有这个，不要就算了~~~~~
在古代文人灿烂的星河中，苏轼即便不是最亮的也应是最具特色的。其盖世之才华罕有可匹者，其超凡绝俗的处世态度更是我辈凡夫俗子所望尘莫及的。他是北宋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因此，也许我辈永远也无法真正走进大师葱郁的精神世界，但我还是想试着走近他，哪怕只是与他分享一下那天涯海角荔枝的甘甜，哪怕只是聆听一下他赤壁矶下豪迈的话语，哪怕只是仰望一下他黄沙道中优游的背影。
其人——至情至性，豪迈不羁。
与李白相比，苏轼更像是人而不是什么“谪仙”，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有情有趣的活生生的人。对于家人他有着血浓于水的亲情，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他兄弟情深的明证；一曲《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打动了多少代人的心灵，说什么天长地久，讲什么地老天荒，所有的海誓山盟在这样的真情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还有那“去年一滴相思泪，今年流不到腮边”“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边”的千古佳话，在这场兄妹对诗的游戏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二人的才气，更是兄妹的深情和二人盎然的生活情趣，这才是真真切切的活在人间的苏轼。
如果说亲情是二锅头，存于寻常百姓家，那么推己及人的大爱至情却是平常人家罕见的人头马。《江城子·别徐州》中有这样的词句：“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苏轼在徐州只做了两年的地方官，但他早已把徐州当作了第二故乡，此番离别徐州南去吴中为官，他有着清泗水般悠长的离情别绪，他对徐州、对徐州人民的这份至情着实让人感动。
至于豪放不羁，他虽不似李白般“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但单是那“把酒问青天”的不俗之举就足以让无数平日里不得不谨小慎微说话、循规蹈矩做事的人心向往之了。
其性格——正直刚毅，乐观旷达。
自古文人都是文弱书生的形象，手无缚鸡之力，不堪做擎天的柱石，然而苏轼却不然。如果用命运多舛来形容他的一生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但让人惊叹的是，他多舛的命运似乎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本来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环境的，但是人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的。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自古都是许多人的首选，而苏轼偏偏大逆其道，他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的葬送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提起苏轼就不能不提到王安石变法，自古以来任何一点点的社会进步无不伴随着激烈的权力之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旧党争中，苏轼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合时宜的尴尬角色，并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牺牲品。王安石变法改变了苏轼的命运，它毁灭了一个“奋厉有当世志”的政治家的梦，却成就了一代文豪，成就了一个刚直不阿、正直刚毅的顶天立地的人。悲哉！幸哉！黄州的东坡雪堂里诞生了一只孤高傲世的孤鸿，赤壁江边端坐着一位豪迈洒脱的诗人，黄沙道中走来了一个竹杖芒鞋的闲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啊，“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不是一句轻松的笑谈，它是饱经沧桑的智者最达观最明智的选择，它是一种境界，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徒永远无法企及的精神高度。
其思想——外儒内道，儒道互补。
当我们惊异于苏轼何以能在新旧党争中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时，当我们诧异于苏轼何以能在遭遇打击经历放逐之后看淡荣辱、随缘自适，不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过起“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日子时，我们不得不探求一下支配他形成如此人生观的思想了。
苏轼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饱读诗书经世致用几乎是古代读书人共同的理想，所以儒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思想一直是苏轼思想的主体。他的一生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尽言无隐”“不顾厉害”，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始终关心民生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他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儒。然而苏轼又是博览群书的大师，老庄的不慕荣利、清净无为、超然尘世的道家思想又使他厌倦官场的繁文缛节，鄙弃官场的尔虞我诈，所以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始终是他心中难解的结。贬谪黄州、惠州、儋州，遭遇了人生政治理想的幻灭和人格的奇耻大辱，怎样才能活下去？这时，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观念给了他答案，于是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成为了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也完善了他的完美人格。
苏轼是一片浩瀚的大海，也许我只能捧起一朵浪花；苏轼是一座巍峨的高山，也许我只能拾起一粒石子。但我愿竭尽所能地走近他！走近他，感受他的深邃；走近他，仰视他的威仪；走近他，倾听他的心跳，享受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