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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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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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8-31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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