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这个概念，是德裔美国学者汉斯?巴伦(Hans Baron)提出来的。[9](P119 - 125)“公民人文主义”强调积极参政，投身社会，激发爱国激情，向往共和国，捍卫祖国独立自由。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民政治生活。古希腊城邦的主权属于有公民权的人。公民大会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决定。由于绝大多数公民实际上都参与了公共事务，所以这种共同体格外坚强，体现出各城邦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独立的正义感。在古罗马，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非常活跃，不仅政府官员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员，都要一年一选。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参与意识、爱国精神，不仅没有由于中世纪的到来而泯灭，相反在长期的“人乡(罗马)随俗(选举)”中发扬光大，成为中世纪“公民人文主义”复兴的源泉。巴伦在《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古典主义和专制政治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派自由》①中认为，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开始于1389-1402年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对专制者加利佐?维斯康提统治的米兰的斗争。当时的意大利权力把握在少数贵族手里，具有积极参与政治传统的公民为争取组织行会和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lo](P194- 197)在斗争中产生了不同于14世纪之前的人文主义精神，即把自己关闭在宁静的书斋，淡漠政治，沉迷于烦琐哲学和修辞学研究。这种新的公民人文主义主张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的公民精神，捍卫城邦国家的独立，积极参政，为共和国城邦服务。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精神，既是对古典时代的公民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复兴，又是产生中世纪后期的共和国思想的源泉。从布鲁尼到彼德拉克再到马基雅维里，都提出了共和主义思想。“布鲁尼将一部罗马史当作最明显地证明他的这样一种信念的证据:人民只要有参加政府事务的自由便能创造伟大业绩，一旦这种自由从他们手中夺走便必然沦于堕落。"[4](P139)早期人文主义者基本都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过多的专制权力，但布鲁尼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公民精神”的丧失。彼德拉克把爱国精神和行为看成是公民的能力和美德，认为罗马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德的宝库，他和布鲁尼等人都呼吁“恢复古代的美德”，称赞佛罗伦萨共和国再次出现。[4](P143- 157)在当时的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心目中，共和国是造就公民美德的最好政体。历史上，佛罗伦萨人民一直在为恢复共和国而斗争，并于1527年驱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复了共和国。所以，昆廷?斯金纳认为:“政治学说的共和传统不仅保持了它在威尼斯的从未间断的延续性，而且于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和罗马恢复了。%, I41(P225)就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而言，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所产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城市民主生活的复兴
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城市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公民平等地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传统，城邦的公民人人平等的意识深植民心。但在中世纪，这种传统和意识曾经被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的观念所侵袭。文艺复兴也使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平等意识得到复兴。市民民主社会和平等意识，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级的产生而复兴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大多始于10世纪后期，特别是11世纪，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和东西方贸易有联系的城市，早在8世纪就已经兴起。12世纪，因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意大利北部涌现出一大批饮誉西欧的城市。14世纪，西欧五千人以上的大城市占不到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五，而最大的城市大多在意大利，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波伦那、罗马、热那亚的人口均达五万左右。几个较早发生文艺复兴的城市，都是工商业发达之地。②随着城市及其工商业的繁荣，意大利市民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独立主宰诸城市国家政治舞台的社会力量。1266年，佛罗伦萨由贵族与平民平分政权，一百名新兴工商业市民组成的“市民会议”拥有立法和监督行政大权。1293年，佛罗伦萨工商业者行会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取得城市共和国政权。由市民上层制订的《正义法规》的颁布，确立了大工商业者对城市共和国的统治。13世纪末，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以法律形式将贵族排斥出市议会，标志着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形成。14世纪，“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的政府是人民的，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之外”o [11](P76)在市民阶级力量日益壮大、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古典时代的政治传统和市民意识得到了复兴和发展，构成公民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新兴市民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12](P449)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民主生活的复兴，是资产阶级成长的前提。
3. 古代罗马法典的复兴
城市的发展和市民民主活动的复兴，还带来了罗马法典的复兴。当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尚以“特许状”来保有城市的权利时，意大利城市尤其是北部建立城市共和国的城市已有了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与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动产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许多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需要给予法律上的确认和调整，即市民阶级需要新的法律和运用这些法律来确认和保障市民所有制，调整市民阶级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意大利诸城市条例》是西欧制订最早的城市法，其内容涉及市场管理如征税、铸币、贸易、工艺，以及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从10世纪到13世纪，热那亚、毕士拖瓦、比萨、米兰、佛罗伦萨、波伦那等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法。11世纪左右，中世纪西欧第一部维护海上贸易的海商法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订立。在《阿马尔菲法典》影响下，比萨和威尼斯分别于1100年和1255年编成“海上习惯法”和“航海条例”。之后，取代《阿马尔菲法典》的“康梭杜地美尔法”(即“海上习惯法”)可谓集意大利商法与海商法之大成。该法典广泛流行于欧洲各国，被认为是近代国际法和国际私法的渊源。可见，罗马法对中世纪的影响，早在罗马法复兴之前就已经很广泛。所以，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指出:“要使一个为现存社会提供一套有生气的法律的冲动，不是在复活罗马法的任何行动中找到它的最初出路的，在8世纪的时候，罗马法高悬在当时人们的头上，就像挪亚的方舟高踞在已死的古代希腊文化的壮丽灵庙的屋顶上一样。”[ 81(P297)随着意大利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与发展，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需要修正、充实、完善，因而，意大利在西欧率先“复兴”罗马法。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了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原稿。这一发现，立即引起意大利法学家的普遍关注和浓厚兴趣，不论是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还是人文主义法学派，都投人到这场罗马法的复兴工作中。[131(P133一139)因为，“市民阶级所有制进一步的历史发展，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变成纯粹的私有制。这种改变理应在罗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了现成的了。"[131(P454)市民阶级借罗马法的原则进一步发展了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在“复兴”罗马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世俗的法学家阶层，即市民阶级的法学家。“这批新的法学家实质上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131(P380)可以说，罗马法典的复兴，是近代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前奏。昆廷?斯金纳认为，“把《罗马法》看作是近代立宪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此说貌似荒唐、却符合事实。"[141(P175)而就对当时西方民主制度的演变来说，意义更直接。首先，罗马法的复兴再现了罗马人关于理性、正义和平等的法治思想。其次，重申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十分流行的“一切服从法律”的观点。再次，罗马法关于人身和财产的规定及其精神的阐释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唤醒和增强了一般民众的权利和平等意识，人们从罗马法中意识到他们渴望的平等、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联系。总之，罗马法的复兴是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对法的共同理念和信念，即关于法律与正义、法律与理性、法律与权利等之间关系的思想，以及社会应当建立法律统治的思想等等告诉人们，让人们恢复或重建对法的尊重和信任。[ 151 (P32一35)这是西方在政府制度改革和革命中，能够始终把政府制度置于法律框架下的社会基础。
文艺复兴的时间不是短暂的，它持续了二三百年;更不是地区性的，而是整个西欧各国;文艺复兴对古典时代政治文明的复兴的意义，决不仅仅在“复兴”本身，而在于它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推动民主制度发展的“创新”活动，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而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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